我在耶魯大學念書時，博士論文有兩位指導教授，其中一位是余英時先生。余先生那時已名滿天下，望重士林。他有一次寫了一篇長文，討論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問題，結果在臺灣的《中國時報》上一天刊完全文。這是前所未有的尊重規格。我為此事向他致意時，他謙稱，“這實在是名過其實了！”

　　學者受到媒體的肯定，并非只是個人獲得虛名，而是他的學問有益于世道人心，這當然值得額手稱慶了。他是指導教授，每周指定我要閱讀專書與論文，我則固定每周一小時向老師報告學習心得。我在作報告時，余先生只是靜聽，有時眼望天花板，有時清理他的煙斗。每當我講到自己的看法或者表達不太有把握的意見時，他就會轉頭看一眼，意思好像在說：“真的是如此嗎？”

　　被他如此一望，不免有些心虛，我就立即再加補充說明，不然就停頓一下，靜聽老師的指示。我的報告時間最多半小時，剩下的半小時就開始聊天了。不管聊到任何題材，余先生都會旁征博引，展現歷史學者的博學多聞，讓我頗“望洋興嘆”。即使聊到現實生活的題材，他也能侃侃而談，說出許多通透的道理。

　　我在寫完博士論文后，終于忍不住請教余先生：“為何能夠如此博學？有沒有什么秘訣？”

　　他說：“有的。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晚上臨睡前，我都要自問：‘今天又過去了，我今天有沒有學到新東西？’如果答案是有，我才上床睡覺；如果答案是沒有，那么我就到書房去，隨便取一本書翻閱，一定要確定自己學到了一點新東西，我才愿意去睡覺。”

　　只要養成這樣的習慣，再持之以恒，那么30多年下來，自然擁有豐富的學識了。余先生的成功秘訣即在于此。然而，恒心正是一般人最缺乏的。如果沒有明確的動機，又怎能產生奮斗的動力呢？談到動機，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口中的“古”應該是指周初及以前，當時的學者所考慮的是：學習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到了孔子的時代，學者所想的是成名得利，取得官職與俸祿。再往下兩千多年，到了今日，學術分工日趨細密，絕大多數學者的專業知識完全與自己的“生命處境”沒有任何關聯了。

　　因此，即使是專業學者，也需要重新找到學習的動機，亦即學者是為了增益自己的生命價值，讓自己在“好學、深思、力行”的良性循環中，不斷感受心靈成長的喜悅，這對自己與對周遭的親人朋友，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余先生的方法或許是受到子夏的啟發。在 《論語》中，子夏認為“好學”就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意思是：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記自己所已知的。明末大儒顧炎武寫 《日知錄》，他的書名也是取自此語。由此可見大家心同理同，都想把握每一天，而不愿稍有松懈。

　　我自耶魯歸來之后，常常想到余先生的教誨，也總是提醒自己要每天學習一點新東西。匆匆20多年過去了，我未能完全做到這樣的要求，實在不免愧對老師。（傅佩榮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著名國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