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國家體育總局工作組進駐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工作組將在足協工作一個月，具體指導足管中心開展反腐倡廉教育整頓工作。

　　3月2日，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韋迪明確表態：“零容忍”足壇假賭黑，并且還代表中國足協向全國球迷道了歉。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3月4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足壇假賭黑的問題，靠足協自身是解決不了的。”

　　處罰應當結合商業賄賂

　　“目前利用行政手段解決足壇假賭黑問題，顯然力度不夠，也解決不了大問題。”侯欣一告訴記者，因為足球產業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而且是一個非常“強”的群體。

　　對于“假球”的界定，侯欣一建議進一步細化，使之可操作。現實中，假球靠行業經驗界定、靠專業人士判斷，“如果體育法中有明確的界定，那么打假就有了依據。”侯欣一說。

　　再說“賭球”。按照我國刑法，賭球只能參照賭博罪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也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賭球者吃進的，往往以百萬、千萬元計，甚至高達上億元。一場假球的參與人員眾多，除了裁判、官員，還有俱樂部、球員、教練等等。”侯欣一認為，刑法中對賭博的打擊力度偏輕，缺乏震懾作用，這也是賭球者膽子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客觀上制約了禁賭的發展。

　　在侯欣一看來，國內的“假球”、“賭球”與“商業賄賂”可以用三位一體來形容，而商業賄賂罪的量刑標準還是很嚴的。“如果把賭博和商業賄賂結合起來處罰，應該可以起到治理作用。”侯欣一說。

　　“如何建立司法介入的長效機制，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侯欣一建議，足協以外應該有個常設機構擔負長期監督的職能，比如公安機關可以在足協常設一個舉報中心。

　　半市場化造成目前問題

　　侯欣一是個標準的球迷，“從足球市場化的那天起，我就開始看球，中超我還去現場看。”

　　許多人都認為，中國足球的問題根本原因在于足協“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體制。

　　3月2日，韋迪表示，希望在他退休前中國足協能夠實現政企分開、管辦分開。“這一步的意義絕不亞于中國足球邁出職業化改革第一步。”侯欣一說，中國足球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不僅是打黑打賭的問題了，而是要對現行體制“動大手術”的時候了。

　　“建議足協與足管中心分開，足協就是運營公司，把權力完全放給俱樂部，由各俱樂部參與形成類似足球聯盟的組織，從事行業治理和經營，足管中心只負責出臺政策。足球管理中心不能通過管理獲取經營中產生的利益，否則不但于法于理不通，還會與俱樂部爭利，抑制俱樂部的良性發展。”侯欣一認為，多年的實踐證明，這是最終要走的一步。

　　“中國足球今天的局面，不是市場化造成的，而是半市場化造成的。”侯欣一告訴記者，市場本身能建立一種機制，政府加以適當地引導，讓足球項目自身發展壯大。

　　由于目前足協干預太多，限制了俱樂部的投資熱情，使得行業發展困難，市場化程度不夠。市場化程度不夠，又很難吸引優秀人才，導致從業人員素質難以提高。

　　“運動員的轉會和收入受到干預，使得他們的收入沒有保障。如果收入有了保障，就會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侯欣一表示，競技體育就是娛樂，就應該放到市場中去，特別是像足球這樣有著廣泛影響、群眾參與度較高的項目，就更要歸還競技體育的本質。如果競技體育被賦予了太多的含義，只能扼殺了這項運動。

　　“其實，只要讓足球徹底市場化，按照足球自身的規律去發展，其水平自然就會提高。而聯賽搞好了，水平提高了，國家隊的成績自然也會上升。”侯欣一對中國足球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拓寬監督渠道令盜賊現形

　　韋迪對中國足協原高層人員“監守自盜”的譴責，可謂一針見血，不僅概括了足壇腐敗及劇變的本原，更對后來者提出了振聾發聵的警醒。而利用公權尋私，是更“高級”、更隱蔽、危害性更大的監守自盜。

　　這些“大盜”們嫻熟地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權力，巧妙地進行多個環節的權力套現。而且，他們涉及金額之大、影響之惡劣，足以讓國人搖頭。

　　曾經有多位專家指出，國有股份應該退出俱樂部，“否則是對納稅人的不尊重”。侯欣一說，由于國有公司的存在，使俱樂部主體之間無法公平競爭，從另一方面制約著這一運動的良性發展。

　　足球是最早走上市場化道路的，但是沒有體現市場化的公平和公正。侯欣一說，在足球比賽現場，他曾聽到球迷高喊假球，還拉出寫有“打假球”字樣的橫幅，可是足協的不作為讓球迷無可奈何。“足協竟然讓球迷提供證據，如果球迷手里有證據，也是非法搜集來的。”

　　“青島海利豐俱樂部的老總竟然說，‘中甲賭球暴露得少，是因為我們被關注得少’。”侯欣一建議，消除公權力的監守自盜，除了從上至下的監督和排查，還必須拓寬監督渠道，讓群眾雪亮的目光逼視這些盜賊現出原形。（楊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