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馬人》也是以“反右”為背景的，同樣是講述知識分子在所謂的改造中的生活與愛情，但所謳歌的則是人類最本原的價值觀：許靈均因淪落獲得了秀芝憐憫進而獲得了愛，但這里的情節卻洋溢著人性的光輝。在周揚的“人道主義論”受到責難時，這部片子也成為一個典型的事例而被屢屢提及。

　　《芙蓉鎮》所展示的歷史背景則更加深遠一些，從“反右”到“文革”，一個小鎮上的最平凡和最普通的人所經歷的時代的荒唐，被謝晉冷峻地一幕一幕地開啟，觀眾伴隨著胡玉音、秦書田命運起伏，對政治運動的反感，對現實冷酷的無望，也走上了銀幕。這樣大的宏觀敘事，不可避免地觸及當年的某個禁區，影片所遭受的責難，在幾年以后還未曾消逝。

　　幸運的是，那個時代雖然還是冰河初開的“解凍”時節，但以往悲愴的記憶使大多數人不愿再回首了，而謝晉與時代的緊密結合，盡管與責難相伴，但始終有驚無險。謝晉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有人氣的導演，他的事業也就此走上頂峰。

　　關于“謝晉模式”的爭鳴

　　走上事業頂峰的謝晉，卻在意料之外地招致了一些人猛烈的質疑，并進而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歷時3年的關于謝晉電影模式的大討論，成為80年代一個著名的文化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1986年7月18日，《文匯報》發表了上海年青的評論家朱大可的文章《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據朱大可回憶，此文本是他在上海作協、上海影協、上海電影總公司聯合舉辦的“城市人生態和心態——城市文學、城市電影研討會”的一個發言。《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徐春發聽后，決定組織有關謝晉電影的討論，約他把講話成文。朱寫成了《告別謝晉電影模式》，后被編輯改為《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

　　文章以武陵年少之盛，一反媒體對謝晉的贊譽，而將謝晉電影歸為一種“與現代意識毫無干系的”“電影儒學”，并批評謝晉的電影所恪守是“好人蒙難”“價值發現”“道德感化”直到“善必勝惡”的敘事法則，具有一種“以煽情性為最高目標的陳舊美學意識，同中世紀的宗教傳播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它是對目前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主體獨立意識、現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學理性主義的一次含蓄否定……”作者進而指出：““謝晉電影宣揚陳舊的道德觀，與現代意識格格不入，是中國文化變革進程中的一個嚴重的不協和音”。在大批觀眾擁躉謝晉的情況下，朱大可的聲音可謂是“不協和音”，立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而《文匯報》為了進一步引起討論，又發表了另一位評論家李劫的支持朱大可觀點的文章：《謝晉時代應當結束》，批評以謝晉為代表的一代電影的政治化和“濫情主義”，產生極大反響。據后來李劫回憶，此文是他按照朱大可的觀點綴成而已。

　　由朱大可和李劫引發的這場討論，雖然在電影圈外不乏擁護者，但電影圈內的批評家堅定地捍衛謝晉模式；由此涉及上層的態度也更加明確：電影界的“老頭子”夏衍，明顯表示反對意見；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則要與朱大可當面進行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謝晉在這場關于自己的討論中，未置一詞。不過，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從來不承認有什么“謝晉模式”。

　　現今看來，這場討論，如果單純從文化啟蒙意義上講，對于人們的思想解放有振聾發聵的警示作用，但另外一個事實，也讓朱大可等人不得不感到尷尬。有論者注意到了這種尷尬：受到大眾如此廣泛歡迎的影片，如果真的如他們所言，是所謂對現代主體意識、現代反思性人格的否定的話，那么這種否定，究竟是來自謝晉電影，還是來自大眾自身？如果謝晉電影真的是對“現代主體意識”“現代反思性人格”，以及“科學理性主義”構成否定的話，那么這些“意識”“人格”“理性”豈不成了與喜愛謝晉電影的大眾相對立的東西？

　　或許，張賢亮懷念謝晉的話可以讓人們體會到謝晉創作的一種無奈：“在沒有高科技可以運用，沒有大投入，劇本也算不上特別優秀，表演藝術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裝、化妝、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別強調‘政治標準’的影片，要讓觀眾看得進去并且感動，不靠劇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還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種很高超的藝術本領，是任何一種藝術門類的重要技巧。

　　謝晉就能牢牢地把握這種藝術技巧，運用自如，而且這‘情’中還必須避諱最重要的愛情元素。在沒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狀態下創作出優秀作品，還不能算藝術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間創作出觀眾讀者喜愛的作品，這才是藝術家的高明之處；在不自由中爭取精神自由，這個過程最能鍛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就像堤壩下的‘管涌’一樣，那一小孔中沖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鐘惦在這場討論中，有句著名的話一直被人傳誦著：“時代有謝晉，而謝晉無時代。”這是活著的謝晉贏得敬重的根據，也是謝世的謝晉引人們無限懷念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