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阿憶后來有沒有跟你聯絡？

　　方靜：沒有，一次都沒有。炒作這個事兒，我覺得其實蠻可笑的，我覺得有頭腦的人其實是不會這么想的。間諜罪，這是個什么罪啊，等同于叛國罪吧，這是個死罪吧！有人敢拿死罪炒著玩兒嗎，這樣玩兒的動靜也太大了點兒吧。我覺得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這樣想。

　　人物周刊：在這一個多月里你有過絕望的時候嗎？

　　方靜：從理智上說，我沒有，我始終非常相信的是邪不壓正。但是情感上，的確有非常痛苦、承受不住的時候。我從來不喜歡喝酒，但是在這個事情的過程中，我確實是有過幾次，痛飲。這個痛飲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友情。在我最難的時候，全世界都在懷疑我的時候，我的親人，我的一些朋友，他們對我的堅定不移的相信。

　　人物周刊：對這個大風大浪的6月，你自己有什么感觸？

　　方靜：我在這件事情之后，自己有很多反思。一方面，從阿憶這件事情上，我在反思如何做一個公眾人物，其實說到根本就是如何做人，就是說，不管你是出于不經意，還是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你的一句話，可以讓世界起風波，所謂的謹言慎行，我們做新聞工作的，要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負責任。我將來一定要做到，對于我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要負責，因為真的，你不經意地說的一句話，你不知道……可能會造成多嚴重的后果，可能給別人，甚至是一個單位，甚至是國家帶來多大的影響，這是從中我要引以為戒的。

　　還有一點就是對我個人的反思，我在想我究竟錯在哪兒了。很多人如果第一次見我，或者不了解我的話，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很清高的人，或者很難接近的人。

　　人物周刊：你想改變自己為人處世的方式？

　　方靜：我在為人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就是說，一是一二是二。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我們幾個主持人那個衣柜因為沒地方放，就放在另外一個欄目的辦公室里。這個辦公室的很多人都是認識的，但是我每次去，都是飛快地拿了衣服，誰都不理，馬上走了。后來別人就說，你看你，再看看人家，人家進來之后，就跟大家所有人都打招呼，再拿東西。你進來，誰都不理，拿了衣服就走。你怎么就那么傲慢呢！我說我冤枉啊，我看你們都在工作，我認為我再跟你們打招呼多影響你們啊，我趕快拿了我就走，別在這兒搗亂，我是這么想的。這樣的事情在我身上經常發生。

　　在電視臺工作后，又成了一個公眾人物，就延續了走路不往兩邊看的習慣。有的時候在路上被熟人看見，人家想跟我打個招呼，然后發現我根本就不理……所以我在想，也許我無意中真的傷害了一些人。

　　人物周刊：本性難移，你能改得了嗎？你改了不就沒有麻煩事兒了嗎？

　　方靜：我在電視臺這么多年，為我個人的事情，很少，幾乎沒有跟別人紅臉。我經常發脾氣，全是因為工作，前一分鐘怒火萬丈地給編導們打電話，“什么東西，怎么能這樣弄”，第二分鐘全好了。我想這些東西都是我身上的很致命的東西。經過了這件事情，我會用心來改正這些問題。

　　人物周刊：如果的確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有人故意造謠滋事，你覺得你得罪過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