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你四處奔走，看起來更像是壹基金的形象大使，你會參與管理嗎？

　　李連杰：如果我只是壹基金的形象大使，就沒這么多白頭發了。我是個創業者，說起來做這件事很豪氣，但事情繁瑣得令人很難想象，比如前一段時間我們和銀行合作推慈善卡，從銀行董事局到信用卡部門，中間要開無數的會議。我現在還是個大客戶經理，一些海外客戶都要我去維護。很多企業家告訴我，企業發展過速就會死亡，但沒辦法，現在我們必須盡快讓它清清楚楚地有一個企業的樣子。

　　《北京》：你從哪里學習管理知識和經營模式？壹基金的運作，有國際上的藍本嗎？

　　李連杰：對比來說，西方很多基金非常專業，雖然創始人早就不見了，但基金卻持續了50年以上的歷史，CEO換了很多，但企業文化和價值觀一直在；而亞洲文化則比較含蓄，常以家族或企業管理整個慈善產業鏈，最終造成了不少困局，慈善產業的發展還處在原始階段。壹基金希望采取以西方基金經驗為硬件，本地文化為軟件的第三種模式，這算是一種創新的模式。我們要提倡一種新的理念——人類是一家人，我們要照顧好這個地球。

　　我費了好大力氣請來了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的人才，我的管理知識有限，但我身邊的智囊卻是全球頂級的。我的要求是，員工除了有愛心，還得懂得擴大

　　產業，也因此團隊的壓力比一般上市公司大很多，畢竟我們只有28個人，而我們要面對13億人。這時，我們就要尋找“家人”的幫助和支持。

　　悟道者李連杰

　　“物質的多少并不能真正影響一個人的開心指數。奧運會升國旗的那一剎那，所有人都放下手邊的事情，一起感動得哭，這是精神的力量。”

　　像李連杰自己說的那樣，他的鬢角已經泛白，而且臉上滿布滄桑 —— 這位在大銀幕上英氣勃發的“功夫皇帝”已經45歲。但為慈善奔忙的李連杰并沒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認可。在種種困難和不解面前，支持他的仍然是他對生命意義的反思和追問。

　　《北京》：在壹基金正式運作兩年多之后，你對慈善的觀點有了怎樣的變化？

　　李連杰：一個企業必須建立一個價值觀，慈善也是一樣。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在達沃斯論壇與一位紅衣主教，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探討全球的慈善。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觀點，21世紀全球不缺少慈善，但是我們缺少一個信念，就是怎么樣找到一種共同的價值觀，這種信念可以跨過文化、跨過語言、跨過宗教，我覺得我找到了這種夢想，我們是人類。

　　《北京》：很多人把你成立壹基金和你2004年經歷的海嘯聯系起來，那是你思考生命意義的開始嗎？

　　李連杰：海嘯是一個開關，如果那時老天真的讓我走了也就走了。所以那一天我一直在思考，接下來的生命就是撿回來的，既然撿回來的就要再一次創業。但這種思考我是從1997年就開始的。人一路對名、利、權、情的追求，這是保證自己幸福快樂的基礎，它讓我們有安全感。但并不是每一個擁有這些的人都能快樂。我的朋友有財富塔頂端的，也有最底端的，我看到人生百態后，發現人們開心與不開心只是量的區別。有人在為幾十萬元著急，有人在為幾十億元著急，但感受是一樣的，物質的多少并不能真正影響一個人的開心指數。但奧運會升國旗的那一剎那，所有人都放下手邊的事情，一起感動得哭，這是精神的力量。

　　有一個故事，曾經有個國王，全國家的財富都是他的，他可以無限制地自由戀愛，這樣的事情放在你面前，一定會覺得幸福死了，對嗎？但他很痛苦，他做了6年苦行僧，悟出了一個讓生命快樂的方法，當你把自我的中心消除得越小，就越開心，他叫釋迦牟尼。

　　我并不是想評論宗教，我只是想讓大家感受到這種幸福和快樂。很簡單的一個問題，你是人嗎？有呼吸嗎？我們人類并不缺乏手段，只是缺乏共同的信念。我們生活在地球上，我們要把它保護好，傳給下一代。撰文、編輯/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