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前，我是一個很愛放炮的人，動不動就炮轟這個，炮轟那個，你看這兩年沒聲音了。我現在炮彈有的是，但是沒時間放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摻和你的事了。”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崔永元說。《電影傳奇》播放剛剛結束，由他策劃制作的口述歷史節目《我和我的祖國》又開始在央視一套播出。遠離喧囂的時事，崔永元覺得與歷史打交道的生活更加快樂。

　　新節目 做出來對老人是個安慰

　　新京報：《我和我的祖國》涉及到大量采訪，是不是有難度？

　　崔永元：我們當時做這個采集的時候，不是為電視節目采集，是想建一個中國口述歷史館，將來大家搞學術研究都可以去看。但是后來好多老人年紀大了———我們采訪的平均年齡都超過80歲，最大的105歲，他們有時會說，“小崔啊，什么時候能夠看到我們的節目？”問得我壓力挺大的。所以有國慶60周年這個機會，我們就做一個系列節目，哪怕給每個老人弄上個10秒20秒，對他也是個安慰。

　　新京報：采訪怎么進行？

　　崔永元：一般是從記事的時候開始說，一直說到現在。我們采訪隊就駐扎在老人家旁邊，找一賓館，然后采訪三天，休息兩天。采訪隊會利用休息的時間復印老人的日記、照片，過兩天老人緩過來了再接著說。有的人兩段采訪能差半年，一開始我提了個要求———得提醒老人穿一樣的衣服，后來發現實現不了，從短袖就變成棉襖了(笑)。

　　新京報：人都有選擇性記憶，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后續工作來考證？

　　崔永元：一開始我們考證主要是用百度和google，后來叫停了，太不靠譜了，所以我們要用史書、史籍，要用檔案館的資料。但還是要這個口頭敘述，因為民間的不一定準確，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他有他個人的視角在里邊。

　　新京報：你會親自去做一些重要的采訪嗎？

　　崔永元：做不了，我是指揮，各組每個禮拜和我通報一次。發個短信說采訪了多少人，用了多少盤帶子，掃描了多少照片、書籍，還有誰誰誰又提供了什么線索。我來決定馬上訪，還是按原計劃。這個決定怎么做呢？一個是看他在這個事件中的重要性，第二就是看他的身體狀況，從年齡大的往年齡小的排。所以做《電影傳奇》時，我們說做一個新電影吧，郭富城坐那兒接受采訪，我那時候特不適應，他比我還年輕呢。

　　新京報：第二集中采訪的《歌唱祖國》的作曲家王莘，把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我當時采訪的時候也是特別難受，他當時已經說不了話了，一張嘴就嚶嚶嗡嗡的。后來他的愛人和兒子就把剛才他說的復述給我們聽。他一輩子都在參加征歌。2007年的時候他已經躺在病床上了，后來有一天突然間血壓升高，所有的都不正常，原來剛才廣播里說了一條消息，說北京奧運會要征歌了。兩三個月后他就去世了，沒想到奧運會開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國》就是他寫的，也算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