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取款手續(xù)費、跨行查詢手續(xù)費、銀行卡年費、小額賬戶管理費、信用卡提現(xiàn)手續(xù)費……銀行引入了市場機制，銀行卡的收費項目也開始越來越多。

　　作為民事行為的雙方當事人，銀行和消費者處于平等的地位，雙方都有合同約束，講究的是誠實信用，你情我愿。不過，銀行在把“免費午餐”變成“收費大戰(zhàn)”的時候，做得卻不怎么地道。

　　當事雙方說法相反

　　王先生因不滿工商銀行工資卡收取10元年費，將對方告上法庭，并經(jīng)調解獲賠100元后撤訴——這是本報7月29日A4版刊登的《工資卡收年費消費者不買賬》一文的內容。然而，報道見報后，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卻對致電詢問的讀者說：根本沒有這回事，晚報報道失實。那么究竟是記者報道失實還是別有隱情？兩周來，記者展開了艱苦的調查。

　　本報報道刊登后，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馬上向本報表示，并未和儲戶“私了”作出賠償，完全是王先生的單方面“胡說”。之后，《上海法治報》《青年報》和《新聞午報》也作了追蹤報道，并陳述了銀行的說法：“我們已在積極應訴，是否該向王先生賠償，應該由法院判決，我們不可能主動答應。因為在我們看來，銀行收取工資卡的年費合情合理，儲戶把錢存在銀行，由銀行管理。銀行向儲戶提供服務并收取一定的費用，這完全是一種商業(yè)行為。”為此，眾多讀者打電話到本報：“工商銀行說根本沒這回事，你們在瞎寫。”

　　處于這一風暴中心的讀者王先生氣憤地向記者表示：“銀行應該講講誠信，做了就是做了，為何不敢認賬？”王先生回憶，7月25日，他接到閘北區(qū)人民法院的通知，銀行愿意滿足他所有的訴訟要求，歸還2年年費，并補償交通費等共100元。銀行為了表示誠心，連本次訴訟的訴訟費25元也愿意承擔。那天，王先生和同事老黃一起到法院：“我拿了錢，寫了收條。老黃幫我寫撤訴單的時候，我還和法官聊了好幾句話，當然最后名字是我簽的。”對此，王先生的同事老黃愿意作證。

　　法院人士話中有話

　　既然王先生稱當時他寫下了收條，那么法院方面應該有相關的文字證明，如果能找到法院的卷宗，此事不辯自明。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代理人查閱民事案件材料的規(guī)定》，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可查詢案件材料。8月3日，在記者要求下，王先生委托律師和他一起到法院。但法院檔案室表示，該案已結，但資料還在“歸檔途中”，暫時無法查詢。

　　8月8日，記者陪同王先生再次來到閘北區(qū)人民法院。檔案室工作人員的回答仍然是“還未歸檔”。

　　底樓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讓記者到202室找張法官咨詢。張法官一聽為工商銀行的官司而來脫口就問：“就是工資卡收年費的事吧？”她表示這要通過辦公室才能接受采訪。而辦公室“指定”的法宣處幾名工作人員一直不在，當天下午始終無人出面接待記者。

　　昨天下午，記者第三次來到法院。這回，檔案室工作人員在經(jīng)過一番查詢后表示有關檔案已歸檔，但庫房中卻找不到了！法宣處工作人員雖接待了記者，但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請記者“不要問了”。

　　在連續(xù)多日的調查中，記者從承辦法官處了解到，歸檔確需一些時間，一般在1-2周，但他拒絕透露案子的任何細節(jié)。法院有關人士在電話中的說法耐人尋味：“如果消費者沒有拿到提出的索賠，他會撤訴嗎？”

　　讀者紛紛來電質詢

　　由于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指責本報報道失實，已有近百名讀者向本報962288讀者熱線質詢。而記者的調查在法院一再受阻，更使本來簡單的此案撲朔迷離。

　　有關人士猜測，此事一經(jīng)媒體披露，銀行不敢承認與儲戶私了賠償，是基于無法面對其他儲戶相同訴求的考慮。如果眾多儲戶都提出訴訟或提出免除年費，攤子太大無法處理，到時候會造成更大被動。

　　目前，已有儲戶表示，如果工商銀行不出臺統(tǒng)一政策糾正做法，他們愿以法律手段繼續(xù)討說法。為此，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認為，如果工商銀行確實曾退賠王先生100元錢，那么就說明承認這項收費是錯的和不合理的。既然向一個儲戶退費，就應該向所有的儲戶“讓步”。

　　關鍵的是，法院應及時給公眾一個明確的答復。如果這一切都是王先生的杜撰，那么也應及時澄清事實，還工商銀行一個公道。

　　(稿件來源：上海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