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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悍然拜鬼，正義又一次被羞辱，良知再次被踐踏，善良的人們再次被挑釁。

　　正如新華社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小泉是一國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就已經難說是“個人”問題，他的行為體現出日本政府對那場侵略戰爭和甲級戰犯的態度，代表著日本國家的意志。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對付這樣的事件，政治、外交、學術等方面的手段的確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在這同時，我們亦應重視文化層面的對抗。

　　小泉拜鬼固然因其身份而具有強烈的政治性，但其本質與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編寫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為戰犯鳴冤叫屈、鼓吹侵略“造福”亞洲等做法亦有相通之處。但就目前而言，無論拜鬼還是修改教科書、發表種種荒謬言論等，畢竟還不等同于軍事的侵略、人身的傷害、經濟的掠奪等本身。他們這些做法，更多是為了在下一代人中間培養起一種扭曲的“大和民族精神”，換言之，這可視作是一種欠缺理性和良知的日本式的“民族主義”教育。“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面對這種現象，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對抗手段，甚至是最強的對抗手段。

　　簡言之，我們要通過建立強大的文化氛圍，讓那些歪曲史實、違背道義的歪理邪說成為過街老鼠，找不到容身之地。

　　應該說，在從文化層面著手，筑起國人意識中的文化堤防方面，多年來我們做得并不太夠。首先是文化產品的“份量”不足。抗戰勝利60多年來，雖然我們撰寫文字作品、拍攝的影視劇很多，但真正能像《舒特拉的名單》、《戰地鐘聲》、《戰爭與和平》那樣有深遠影響的還非常少，非常缺乏能夠反映中華民族那段災難深重歷史的史詩性、全景式作品。另外，戰爭遺跡保存的也不多，祭掃場所很多也不盡理想。甚至，我們也很難看到一份抗戰中為國捐軀的烈士們的完整名單。因此，抗戰雖然只過了60多年，但人們已經常有追思無地的感覺。

　　其次，就如何認識戰爭及其影響、認識我們的對手方面，我們的某些觀念亦有偏頗之感。譬如多年來，我們許多人欠缺戰爭勝利者應有的從容自信，特別追求戰爭受害者的悲情感，對國恥意識的教育很重視，而對國榮意識的培養有意無意地忽略。這導致兩種極端傾向：一是產生弱者心態，持久地保持憤怒，滿足于對日本人進行一種漫畫式的勾勒，追求一種意淫式地快感，以丑化對方獲取心理優勢，以精神勝利代替了現實的較量。二是對苦難產生疲勞感，并由此生發出一種麻痹心理，對來自彼岸的一切——從電玩到漫畫，從工業產品到生活方式，兼容并蓄，卻淡忘了競爭的存在。

　　這種文化層面的欠缺，導致一遇小泉拜鬼這類事情，就只能以憤怒代替一切，往往將理性論戰降格為“口水”之爭，錯失了進一步徹底孤立日本右翼分子的良好機會。

　　(摘自香港《大公報》；作者：郭之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