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是海內外公認的中國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然而，這樣一位文學大師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學天空的翱翔，永遠地退出了文壇，這是為什么？在他折斷翅膀的前前后后究竟發生了什么？

　　永遠的湘西

　　從時間上看，沈從文的確從新中國成立前夕便退出了文壇。但倘若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創作道路和他的心路歷程就不難發現，沈從文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勢頭正旺盛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這種情緒始終伴隨著他。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于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維系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托。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這種作品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

　　然而這樣做卻帶來一個問題：當許多人都致力于描繪歷史運動和人民苦難等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沈從文卻在那里起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情緒。

　　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魯迅曾說胡秋原和沈從文是“自由人”、“第三種人”，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賀玉波的《沈從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從文的〈貴生〉》等文章，責備他“不寫階級斗爭”，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從抗戰開始，他與左翼作家的關系惡化，在“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系列論爭中，沈從文幾乎每次都被列為批判對象。面對接踵而來的爭論和批評，他感到茫然和疲憊了。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離于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他就是懷著這樣惶惑的心情離開昆明西南聯大去了北大。

　　特別是到后來，沈從文明顯地感到了時代的變革對他創作的沖擊，“擱筆”的念頭也隨之產生。當他主持《益世報》文學周刊時，1948年12月7日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說：“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永遠的告別

　　遭到致命打擊、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后來對他的一次嚴厲批判。

　　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他毅然決定留下。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筆。

　　與此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云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斗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說。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趕下北大的講臺。

　　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

　　住院恢復后的沈從文下決心“轉業”——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來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47歲。

　　沈從文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以后的40年里，雖經幾番努力，終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25年中他卻出版了80多部，1000多萬字。(來源：文摘報；摘自《書屋》2005年第8期；作者：于繼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