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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潔若

　　巴金和蕭乾的友誼持續了長達66年(1933—1999年)，由于蕭乾以言獲罪，巴金與蕭乾足足有20年沒有來往。1966年9月，巴金致蕭乾的信(一百多封)全部化為灰燼，蕭乾致巴金的信，奇跡般地保存下11封。1977至1999年，二人魚雁往還，又積信至125封。

　　蕭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后，出過他好幾本書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約我編一部《蕭乾家書》。從蕭乾寫給兒子的二百多封信中選出來的67封，記載了1977至1998年這22年間蕭乾對兒子的鼓勵與殷殷期待。可以說，沒有蕭乾就沒有蕭桐的今天。巴金只長蕭乾六歲，是朋友關系，當然不同于父子。但自從1933年底在北京結識以來，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嚴厲的兄長一般關懷著蕭乾，他對蕭乾創作生涯的影響是巨大的。巴金可以說是一盞指路明燈，為蕭乾照亮著前進的道路。我是1953年與蕭乾相識，轉年5月結婚的。45年的共同生活中，我知道蕭乾心中始終有座神龕，里面供著巴金。

　　婚后，我們過了三年多風平浪靜的日子。但除了1956年到處跑了跑，寫了幾篇東西，蕭乾基本上坐的是冷板凳。每逢巴金到北京開會，或出國經過北京，他必請朋友們到餐館去吃飯，聚一聚，把蕭乾和我也邀上。對蕭乾來說，那就像是過節一樣，情緒必然會好上幾天。

　　1957年，蕭乾由于發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為什么會成了衙門？》二文，而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批判文章陸續見報，全國盡人皆知。正當他被整得惶惶不可終日時，7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通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文藝界人士，把他也邀上了。那天最使他感動的是還沒跨進大廳，巴金就直奔到他身邊，并且在大庭廣眾之下，堅持緊挨著他而坐。巴金充滿友誼地寬慰并勉勵著垂頭喪氣的蕭乾。直到周總理在臺上用目光掃視全場，大聲問：“巴金呢？”巴金這才走到前面去。總理在講話中，先后兩次問吳祖光和蕭乾來了沒有，并且親切地依然稱他們為同志，要他們“認真檢查，積極參加戰斗。”

　　然而，后來我聽錄音時，這些地方一股腦兒洗掉了。對他們的批判并未松勁。轉年，祖光被發配北大荒，蕭乾則被押送到渤海灣的柏各莊農場。在三年三個月的監督勞動中支撐他的，除了北京那個穩定的家(我們每周通兩次信，都編了號。我的信中還經常附有孩子們的信、畫和照片)，就是總理的關懷(他曉得總理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巴金那比黃金還珍貴的真摯友誼了。

　　1961年6月從農場調回北京，以及1964年摘帽后，蕭乾都和巴金通過信。

　　十年浩劫期間，巴金的遭遇比蕭乾還慘。1968年夏天，上海作協兩次派人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向馮雪峰和蕭乾對巴金進行外調。蕭乾是以好兵帥克式的機智來對付那些外調人員的。第一次，他們吹胡子瞪眼，硬說蕭乾美化了“死敵”。第二次則威脅他要“后果自負”。反正蕭乾既沒按他們的口徑來寫“材料”，卻也沒讓他們抓住任何把柄來大打出手。(我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女編輯譚家就是因為與外調人員硬頂，被打得臉紫頭腫，導致嚴重的腦震蕩。古典部一位老編輯則不吃眼前虧，完全照外調人員的要求來提供了偽證。幾年后，那個案子推翻了，另一批外調人員又從廣東趕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要求他寫事實真相。前一次“偽證”屬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其本人并沒受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