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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時候過于習慣把某個英雄放到一個群體中去，這樣做有時候是可以更方便、更有理由地把自己也放進去，能有點心理上的滿足感，有點舒服和自信。

　　李安近來很讓許多中國電影人和百姓激動不安。他拍攝的影片《斷背山》在得到了金球獎最佳導演獎、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獅獎之后又得到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最近威尼斯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向李安發出邀請，希望他擔任今年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主席。更讓許多人牛氣的是：李安婉言謝絕了。

　　這前后，我在大陸和香港臺灣媒體上都看到許多豪邁的高論。人們不但把《斷背山》的成功當成所有華人電影的成功，還把它當作所有中國人的壯舉。有的媒體和電影人還把這個片子沒有同時囊括奧斯卡最佳影片小金人說成是“混亂”甚至“歧視”。香港一家壹周刊頭版文章的標題是《從王安到李安：中國人登陸了》。我看到的最有趣的評論來自“西祠胡同”一個叫蒲江妹子的網友：“有李安替我們爭光就夠了。”

　　比較不了解情況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宏論來自一個被稱為“綜藝娛樂小天王”的楊小樂先生，他斷定：“最佳影片獎給《撞車》是奧斯卡評委會很嘩眾取寵的做法……這些很愿意作秀的奧斯卡評委們會給大家一個出乎意料的事件。”楊先生可能(僅只是可能)不知道，美國的奧斯卡獎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五六、七八個人組成的專家小組或者領導指揮的評委會；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人數不止一個師，最佳影片是由5800多名各個協會的會員用直接選舉、一人一票的方式評選出來的。想讓5千多人齊心合力對此前的評獎硬唱反調，那是不可能的任務，那是海選，基本上是沒法組織，沒法管理的。

　　為什么我要不厭其煩地舉出這些對李安影片的反應，因為我實在是看到許多隔靴撓癢的批評和太有趣的得意。在其中，我看到一種我所不喜歡的虛妄興奮和過于遙遠的認同，它們都建立在一個基點上：李安是說華語的。

　　曾子航先生有篇文章認為，李安如今已經成了華語影壇的一塊“唐僧肉”，他認為很多大老板都已經盯上了他，把他當作一棵商業上的搖錢樹，欲分之而后快。就我看，李安也成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唐僧肉”，許多人都想咬一口，覺得吃一塊就得了仙氣，好從中得到某種中國人民很行的證據。其實，這里頭有對自己、對個體的不自信在里頭，要再說得不客氣一點，是對自己也行起來的一種心虛和逃避。

　　也許我不夠宏大豪邁。可是從我看來，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成功地做黃昏戀的楊振寧、建筑大師貝聿銘、拉大提琴頂尖的馬友友、研究艾滋病的權威專家何大一，他們與我的關系，跟比爾·蓋茨與我的關系沒有什么兩樣。我也將就算是個大陸的電影人，可是李安得到一些小金人和金獅子與我有什么關系？如果我也喜歡到操場上投幾下籃球，姚明贏了公牛隊能給我帶來什么好處嗎，能說明我和我的親戚、朋友們打籃球也行嗎？

　　我們有時過于習慣把某個英雄放到一個群體中去，這樣做有時是可以更方便、更有理由地把自己也放進去，能有點心理上的滿足感，有點舒服和自信，有點覺得人家會對我也青眼有加。可要是真的吹得有點膨脹，忘記自己的功課沒做好，自己家里和房前屋后也沒打掃干凈，那就有點可笑可悲了。人家在跟我打交道時還是面對我這一個華人(或者阿拉伯人、雅利安人、非洲裔人)，不會單因為李安成績好就更瞧得上我。

　　說到電影，《斷背山》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它描寫的壓力下的情感具有一種普遍的境遇。影片拍得非常大師、非常沉得住氣，杰克死去前后的那部分十分感人。但是這部影片拍得過于大師氣了，對于我這樣的觀眾來說，它的進入戲劇情景的方式有點太過于平淡、舒緩。與之相比，我個人更喜歡《撞車》在劇作結構上的精美、精巧。它把諸多巧合與真實、結實的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反應融合得不是一般地好。其中探索的如何對待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在我看來是更加具有先鋒性，是更加重大、革命的題材，而《斷背山》在有些西方國家都快接近歷史題材了。

　　我愛我的族人。但面對李安，愛族人與愛電影沒有任何矛盾。我覺得《斷背山》是一部深刻、有力的大師級作品，但我對它的評價和喜愛絕不會跟它的導演是華人導演、以色列導演，還是阿拉伯導演有任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