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暴漲，在事實上宣告了首次宏觀調控主要目標的夭折。

　　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如果從北京、深圳等地的情況來看，宏觀調控從來就沒有真正發揮過作用。北京距離政策的制定者最近，卻“頂風作案”，房價直超上海；深圳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特區、中國市場經濟最為成熟的地方，房價上漲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這一南一北兩個城市，是宏觀調控黯然神傷的兩個代表：無論是政策因素還是市場因素，皆未能阻擋房價上漲的勢頭。

　　由此，人們寄希望于二次調控亦屬順理成章。有關方面對商品房空置率進行調查，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二次調控即將到來的前兆。北京市“房屋供不應求”的謊言下約12.7萬套住宅沒賣出去的事實，使得人們確信二次調控的到來，不過是時間問題。

　　然而，在內心深處，我卻有種深切的擔憂。第一只鞋子落下后一切歸于平靜，倘若第二只鞋子落下后依然如此怎么辦？對公眾信心和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傷害卻是毋庸置疑的。

　　筆者的擔憂并非毫無依據。就目前而言，導致首次調控失敗的因素一個也沒有少：

　　某些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依然站在地產食物鏈的最高端，炒房者緊隨其后，他們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清晰而明確。無論二次調控是只什么鞋子，神通廣大的既得利益者，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使得鞋子最充分地接近自己理想中的模樣。

　　首次調控過于原則，且未能充分利用二手房交易征稅等利器，盡管不能確信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及開發商施加影響的結果，但至少，他們施加影響的沖動和努力一刻也沒有停止。相對于公眾而言，某些地方政府及開發商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渠道更為暢通和直接，由此，對二次調控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就不難想像。

　　以上是就調控政策的制定而言。至于落實環節，更是困難重重。錢穎一教授曾就激勵與約束問題發表過精彩論述。若以此剖析首次調控失敗的原因，亦能找到癥結所在。

　　從激勵的因素來看，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房價必降無疑，GDP增速下滑也是必然的。這樣，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地方政府嚴格執行上級政策，反而可能在政績考核中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倘若考核機制不變，又沒有另外的激勵機制予以彌補，地方政府執行宏觀調控的動力在哪里呢？而地方政府的部分財源又從何而來？

　　從約束的因素來看，盡管宏觀調控是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聯手抵制的結果，但是，迄今為止，有哪個地方政府官員因為宏觀調控不力受到了懲處？倒是那些逆流而上的某些地方政府及相關官員，在房價飛漲中享受著GDP增長的額外激勵。更何況，房地產業是商業賄賂的重災區，一些腐敗官員及其裙帶人物也可以從房地產的繁榮中獲取利益。

　　房價飛漲對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既然有此百利而害處不大，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自然眼開眼閉，甚至推波助瀾。唯一可能導致的惡果是激化社會矛盾，引起公眾不滿，而由于官員任期有限，使得這種矛盾極容易被忽略，而難以為地方政府制定、執行政策所考慮。

　　二次調控要想取得效果，必須認真研究首次調控夭折的癥結所在，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否則，就可能重蹈覆轍。現在，無論是公眾、開發商還是各級地方政府，都在懷著復雜的心態等待第二只鞋子落下。那么，在做好充足準備之前，第二只鞋子最好不要輕易落下。有關部門倒不如一手舉著第二只鞋子——讓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始終有所顧忌——一邊認真落實一到兩條政策，效果或許比二次調控更值得期待。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作者：時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