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張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動，193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7月參加工農紅軍，10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紅軍時期，任團宣傳隊長、連政委、營長、團參謀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華東軍區參謀長，總參作戰部部長，24軍代軍長兼政委，軍事學院副院長、院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75年以后，任總后勤部副部長、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大學校長、校長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二屆、十四屆中央委員。1985年、1987年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黃老帶我長征

　　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后一仗驛前戰斗中，我負了傷，加上發瘧疾，不得不去后方醫院療傷養病。

　　一天，我師政委黃克誠來看望傷員，一見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傷口在化膿，擔心拖累部隊，有點猶豫。黃政委的口氣不容置辯：“你的腳能走，回前方也能養好傷。”許多重傷員都十分羨慕我能回部隊，醫院副院長方圓等同志一直送我們到村口，還囑咐說：反攻勝利后，別忘了給送些勝利品來。后來聽說，紅軍主力走后，醫院被敵人打掉，醫院的同志和傷病員都犧牲了。

　　我跟黃政委到雩都趕上了部隊。回到紅3軍團第4師10團。團長沈述清、政委楊勇見我傷未好，便留我在團部當作戰參謀。部隊正忙于補充兵員、彈藥、刺刀、棉衣。原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各路敵軍加緊向我中心區推進的嚴重形勢下，已決定撤離中央蘇區，到湘西去同紅2、紅6軍團會合。由于這個決定極端保密，我們這些基層部隊的同志只聽說要進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過去，我一直認為黃克誠同志是師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隊要走的情況，才到后方醫院接我們。近年翻看黃老的《自述》，方知他當時也不知真情，而是從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文章中判斷的，實在難能可貴！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當年如果不是黃克誠同志把我從醫院里接出來，帶我走上長征路，哪里還會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鎖線

　　長征開始的一個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敵人設置在我們前面的四道封鎖線。第一道封鎖線在江西信豐地區。我們同兄弟部隊共同奮戰，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敵軍的封鎖線，但損失也不小。洪超師長就犧牲在這里，他大我5歲，是我們紅3軍團最年輕的師長，英勇善戰，膽識過人。記得那一天，部隊向白石圩前進。洪超師長帶一個排從我們團出發到前衛11團去。剛離開不久，就遭到潰散之敵的偷襲。我們聽到槍聲，急忙上去支援，但師長已經中彈犧牲。大家懷著滿腔悲憤，全殲了這股殘敵。洪超師長犧牲后，由張宗遜接任第4師師長。

　　突破湘南地區的第二、第三道封鎖線時，我發著高燒，不能走路。沈團長、楊政委對我的傷病非常關心，強令我坐擔架。一星期后，傷口稍有好轉，我就堅持步行，跟著部隊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最為慘烈。我第4師部隊血戰湘江，付出了重大傷亡。我這時傷病已愈，又回到3營當營長，率部堅決扼守光華鋪地區。一天之內，兩任團長都犧牲在這里，全團傷亡近半。指戰員們的鮮血染紅了湘江，終于完成了掩護中央機關和軍委縱隊在界首渡江的艱巨任務。從整個戰役講，中央紅軍苦戰5晝夜，總算突破了敵軍的第四道封鎖線，但部隊已由江西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聯想到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的被動局面和重大損失，大家的心情都很憂慮和沉重，為什么毛主席還不來指揮我們？

　　轉戰湘桂黔

　　紅軍渡過湘江后，蔣介石急令桂軍尾追、黔軍西堵，企圖圍殲我軍于北進湘西途中。如何擺脫敵人尾追是戰略指導上的關鍵問題。

　　我們翻過越城嶺，進入廣西龍勝縣境。這里居住著苗、瑤、侗等少數民族。敵人到處造謠，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軍挑選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為單位，與當地民團合為一股，潛伏在山上，側擊我行軍隊伍。當我們追上山時，他們很快就跑了；我們一下山，他們又跟著回來，繼續向我們射擊。我們只好邊打邊走，前進速度十分緩慢。

　　在這樣的村寨里，紅軍十分強調遵守群眾紀律。用了群眾的糧、菜，都留下銀元，寫好紙條，說我們是工農紅軍，路過此地，用了你家的東西，現付給你銀元，因主人不在，無法面商，實在對不起。早晨離開宿營地時，都將院落打掃得干干凈凈。有幾天，部隊剛離村，竹木制造、蓋著樹皮屋頂的房子就著了火，馬上返回撲救，但已來不及，大家心里也納悶。后來，我們派出潛伏哨，捉住了幾個放火的國民黨便衣特務，經過公開審判，揭露其破壞紅軍同群眾關系的罪惡陰謀。群眾明白了真相，便紛紛到山里叫回親友，有的還要求參加紅軍。

　　在廣西境內走了10多天，直到進入湘西南的通道縣一帶，才擺脫了桂軍的糾纏。12月上旬，紅3軍團奉命整編，我又回到10團司令部任偵察參謀。沒多久，紅軍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進。后來才知道，當時敵“追剿”軍主力已在我軍前方構筑工事，張網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堅持原來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是毛主席力主放棄這一會使紅軍陷入絕境的方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

　　蔣介石得知紅軍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調整部署，繼續追堵，企圖圍殲紅軍于烏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在敵重兵到達之前搶渡烏江，向遵義前進。我紅3軍團經臺拱(今臺江)、黃平、甕安，向烏江急進。一路上，我們10團是軍團的先遣團。我帶領偵察排，先行過了清水江，抵達桃子臺，前出烏江南岸，偵察渡河地點。烏江是貴州最大的河流，素有“天險”之稱。江面寬200多米，水深流急，兩岸懸崖絕壁，難以攀登。由于我們行動快，蔣軍主力還未到，江邊只有黔軍幾個團防守。1935年1月5日，當大部隊到達茶山關渡口時，守敵已逃之夭夭。因為紅1軍團已奪占回龍場等渡口，并架設了浮橋，所以，我們團順利過江，紅3軍團其他部隊也在第二天渡過。

　　過了烏江，在遵義以南的懶板凳(今南白鎮)，紅3軍團又進行了整編：4師、5師保留，6師縮編為一個獨立團。4師師長、政委還是張宗遜和黃克誠，我們10團團長為陳連華，政委還是楊勇。

　　為了解貴陽到黔西一帶敵人的活動情況，陳團長、楊政委派我帶偵察排到黔西去偵察。在離烏江上游的鴨池河西岸約40里的甘棠鎮，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長者，請他當向導，南渡烏江。我與他商定了行進順序：由他帶著傘走在最前頭，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槍班，再往后是我帶的一個機槍班和兩個長槍班，約定如發現情況，就立即張開傘。結果一路未有敵情，我們順利進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興隆。長征以來，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么熱鬧的場面。突然間，我發現街上有國民黨中央軍貼的標語，走近一看，有的漿糊還沒有干，即問當地群眾，他們說中央軍在此過了兩天，今天早上才過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開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師守備的，在烏江北岸、通往懶板凳的大路附近，看來敵人已經行動。我們急速返回，部隊已經開拔。陳團長、楊政委給我留了一封信，說情況有變，目標遵義，要我迅速趕上。我帶領偵察排插小路向遵義方向追去，趕上團部并簡要匯報了偵察情況。原來，國民黨中央軍已渡過烏江，追了上來，我5師在刀靶水遭敵襲擊，受到一些損失。敵人在步步逼近，我們邊打邊走，來到了遵義。

　　在此期間，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長征初期紅軍受到損失的教訓，糾正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屢經挫折之后，作出的歷史性選擇，使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得以轉危為安。遵義會議還作出了渡江長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當時，我們這些基層干部并不知道會議的精神，大約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區后才聽了傳達。大家精神為之一振，聯想起第五次反“圍剿”苦戰一年，處處碰壁，湘江戰役中，如此被動挨打，犧牲了多少紅軍干部戰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積在我們心頭一年多的疑團解開了，感到紅軍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義會議后，紅軍準備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時，蔣介石急令川軍在長江北岸構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時調集中央軍、黔軍、桂軍、滇軍共約40萬兵力，企圖將我軍圍殲于貴州境內。

　　我中央紅軍此時只有3.7萬人，如何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迅速北渡長江，是為至要。1935年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向土城、赤水前進。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參戰部隊營以上干部會議，我也參加了。會議由洛甫(張聞天)主持，朱德總司令作了作戰動員。28日拂曉，我師在土城東北的青杠坡與敵教導師接觸，雙方展開激戰，直至中午，敵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彈片劃傷，楊勇政委也負傷了。到底怎么回事？后來才知道是情報不準。敵軍遠遠不止我們原先判斷的3個團，戰斗力也比王家烈的“雙槍兵”要強，再戰下去對我軍十分不利。于是，中革軍委果斷決定撤出戰斗。

　　29日，我們團隨軍團直屬隊，從土城浮橋過了赤水河。在此前后，總部和其他部隊也渡河西進，從而改變了原來的作戰計劃，開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戰。為輕裝減負，彭德懷軍團長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彈也打光了，部隊向四川古藺、敘永方向疾進，準備在瀘州、宜賓間伺機北渡長江。

　　蔣介石急令各路“追剿”軍緊追不舍，企圖圍殲我們于川南地區。鑒于此情，中革軍委決定暫緩北渡長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區集中。紅軍再次進行了整編，精簡機關，加強連隊。紅3軍團撤銷了師，縮編為第10、第11、第12、第13四個團，師長當團長、團長當營長。第10團團長張宗遜，政委黃克誠，參謀長鐘緯劍，政治處主任楊勇，全團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團任參謀。

　　扎西整編后，中央紅軍為擺脫敵人的圍追，決定折返向東，向敵軍比較空虛的黔北地區轉進。2月19日，我們團在習水縣二郎灘二渡赤水，從敵軍的包圍圈中鉆了出去。當晚，部隊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幾次負傷和常發瘧疾，再加上極度疲勞，身體十分虛弱，第二天我的頭痛得厲害，全身不能動，就像癱瘓了一樣，被送進醫院又一次躺在擔架上。誰知，這一躺就是40多天。

　　其間，部隊大戰婁山關，重占遵義城，一舉擊潰了國民黨追剿軍吳奇偉的兩個師。紅3軍團斬關奪隘，擔任主攻，軍團參謀長鄧萍、我們10團參謀長鐘緯劍都犧牲在這里，張宗遜團長也負重傷。紅軍將領們身先士卒，慷慨赴死，終于換來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不但有力地鼓舞了士氣，也獲得了物資裝備的補充。

　　在擔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擔架員抬著我，由茅臺鎮三渡赤水河。楊勇主任幾次從前方給我送來臘肉，并派一名勤務兵照顧我。搞到的茅臺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來搓腳，以減輕連日行軍的疲勞。我人高腿長，鞋子尺碼大，很難找到合適的。供給部的謝勝坤同志特地給我送來大號的鞋子，真是戰友情深。就這樣，我一直在擔架上，又從太平渡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有三渡坐擔架，真后悔那天不該喝下那碗酒。

　　4月上旬，我總算能站起來了，拄著拐棍慢慢走。中旬抵達黔滇邊境的北盤江地區時，我終于扔掉了它，高興的心情真難以形容。我衷心地感謝在如此艱險的環境中，關心、照顧、抬著我行軍的戰友們！

　　渡過北盤江后，我出院在軍團教育科等候分配。科長孫毅是寧都起義的老同志，對我很關照，也幫我向上級反映情況。我先被分配到12團任教育參謀，后來又調回10團工作，見到黃珍團長、楊勇政委等老領導。他們決定由我擔任通信主任。這時，我們團部已有電臺，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團進入了云南境內，26日攻占沾益，繳獲了大批宣威火腿。對缺糧的紅軍來說，這是一大收獲。全團要求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隊到達皎西地區。為阻擊追敵，我團駐扎在一座小山上。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金沙江。大家的心情都很高興，因為紅軍獲得了以前從沒有過的主動。果然，好消息傳來，兄弟部隊占領了皎平渡渡口，我們改由那里渡過了一瀉千里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終于擺脫了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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