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投資須采新戰略

　　作為長期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的專家，李健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及時調整20多年來曾發揮巨大作用的貿易、投資政策，實施新的貿易、投資發展戰略。

　　李健介紹說，過去中國外匯短缺，實施了出口鼓勵和進口替代戰略。在外匯儲備連年增長、儲備水平偏高的情況下，應當實施以追求貿易平衡為主要特征的貿易發展戰略，這就意味著對現行的貿易、投資政策作相應調整，包括調整進出口退稅政策，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兩高一低”產品的出口，適當鼓勵進口，以及調整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等。

　　李健談到的上述政策的調整有些已經付諸實施，如政府今年來先后調整了出口退稅政策、降低石油產品等的進口稅率，以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新近發布的“十一五”期間中國利用外資規劃等；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的立法，近期也有加快的跡象。“這些政策調整要和國內經濟增長、居民就業、財政收支等相匹配，穩步實施，不能期望一蹴而就”，李健強調說。

　　由“獎出限入”發展戰略轉向追求貿易平衡的發展戰略是一個較長的過程，李健認為轉變觀念很重要。他舉例說，他在新西蘭工作的時候，了解到該國希望出口更多的牛羊肉、乳制品、羊毛、水產品和木材等到中國，從中國方面看，這涉及到保護農民利益問題和是否沖擊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體系，操作就有困難。實際上，問題并不一定是想象中的那么嚴重。新西蘭的牛羊肉、乳制品等質量好、價格也高，滿足的是中國的高端消費者的需求，當然國內低端的同類產品價格可能會因此走低，但價格低了會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甚至農民也來消費牛奶，最后仍會刺激消費。“我們過去是靜態地看進口，現在要動態地看，進口增加有利于刺激內需，有利于老百姓生活和福利的提高。”

　　“與此同時，中國應當加快實施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李健說。他介紹，中國商務部近年來大力推進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中國海外投資有明顯增長，這對于改善中國投資順差有幫助。目前中國“走出去”的資本，個人和中小企業多，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和諸如聯想、浙江萬向節集團這樣的民營企業，因此，拓寬“走出去”企業的主體是實施這一戰略的重點。另外，中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管理機制也要改進。現在的問題是，企業走出去后往往是對當地的市場不清楚，投資不當、用人不當，導致投資失敗的比例偏高。“這些問題解決了，中國企業‘走出去’會有很大潛力。”

　　調整成本形成機制

　　從中國外匯儲備偏高主要是因為貿易、投資雙盈余，根本原因是人民幣代表的商品、資產太便宜來作分析，李健認為，從調整中國產品的成本形成機制入手，是政府調控儲備水平的有效手段，這樣也能防止國民福利向國際間不合理轉移。

　　李健說，中國的能源、資源、土地和基礎設施成本低，政府對企業生產造成污染的收費也是象征性的，有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甚至對高污染項目開“綠燈”；中國雇工的低工資、低社會保障固然增強了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同時也損害了居民的福利，這些做法應當改變。

　　今年不少地區紛紛提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深圳自2006年7月1日調整后，最低工資標準為全國最高，兩級工資分別為810元和700元，上海次之，最低工資標準達到了750元，許多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仍在500元以下， 但也有不同程度提高。

　　11月14日，央行發布的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預測了未來三個可能導致物價上行的因素，列前兩位的因素，一是水、電、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改革將加快推進，公用事業產品價格會陸續上調，國際原油、有色金屬價格高位運行，對PPI、CPI的拉動作用將進一步顯現；二是國家將繼續加大對企業環境保護、職工勞動保障、安全生產等方面的要求，企業在治理污染、勞動保障、安全生產、職工工資等方面的成本會相應增加。

　　記者問李健對上述兩則消息如何評價時，他說：這對調整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形成機制，發揮政府調控儲備水平是積極的措施和信號。李健評價說，這也可以看作是決策部門已經把提高資源、能源、環境、安全生產等的價格和提高員工的工資、福利列入議程，實施這些措施，比單純規定限制“兩高一低”產品的出口，政策約束力更大一些，也是政府調控儲備水平更有效的手段。

　　(稿件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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