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做“加法”之后，又開始做“減法”了。

　　7月1日起，一批“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和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其出口退稅將被調低或取消。

　　回顧本輪宏觀調控的軌跡，人民幣升值、加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增發央行票據、上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不難發現，政府部門出臺的這些市場化舉措多是在做“加法”。如果說做過“減法”的話，那就是此前的下調出口退稅率了。

　　此間觀察家認為，宏觀調控只有“加”、“減”并舉，才能相得益彰。這次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政策和人民幣小幅升值，一“減”一“加”，可能會大于單純疊“加”的效應，必將有助于緩解外貿順差增長過快帶來的突出矛盾，可望從源頭上抑制流動性過剩勢頭。

　　同樣，針對當前經濟運行中凸顯的儲蓄存款負利率問題，也應引入“減法”思維。從目前情況看，取消利息稅比一味加息更有的放矢。

　　5月份，我國CPI連續第3個月超過3%“警戒線”，創出3.4%的新高，一年期居民存款實際利率已近-1%。負利率不利于穩定居民通脹預期，也使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失衡有所加劇。在負利率的“驅趕”下，當月居民存款創下歷史月度最大降幅。

　　這種情況下，加息的趨勢幾無爭議，只是出臺時間問題。由于流動性過剩短期難抑，無論是從抑制CPI持續27個月上升的勢頭、保持幣值穩定出發，還是從防止投資繼續反彈、避免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考慮，始于2004年的這一輪加息周期都遠未結束。

　　問題是，什么時間加息合適？考慮到5月CPI創新高主要是由肉價短期擾動所致，據此加息，可能難以對其形成直接影響。況且5月人民幣貸款增幅較前4個月平均水平已明顯回落。此外，最近一次加息至今僅1個月，而加息效果的顯現，一般有2-3個月的滯后期。因此，觀察一段時間再加息可能比較合適。

　　但取消利息稅則應在當下。如果說加息是一項單純的貨幣政策措施，那么取消利息稅則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機結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措施上的綜合配套，正是本輪調控的一大特色。

　　從經濟背景看，1999年開征利息稅正值旨在擴大內需的降息周期。而自2004年以來，我國經濟已步入預防過熱的新一輪加息周期，偏高的利息稅已使加息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取消利息稅不像加息那樣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矯正居民存款負利率、緩解儲蓄分流的功用看，它與加息異曲同工。取消20%的利息稅，相當于一年期儲蓄存款加息0.612個百分點。然而，由于其對應的僅是老百姓的存款，對企業和銀行的效益幾無影響，因此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加息2-3次。

　　再看取消利息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依據去年的數據粗略推算，取消利息稅減少的財政收入，遠不及提高證券交易印花稅率給政府帶來的新增收入。

　　做“加法”之后，是該做“減法”了。(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