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昆明1月2日電 (記者 繆超)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在云南設置益州郡，又“賜滇王王印”。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滇王之印”，實證關于古滇國的文獻記載，而益州郡郡治到底在何處則一直是未解之謎。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辦“手鏟尋古滇 探方見益州——河泊所遺址考古成果展”1月1日開展，向公眾再現了司馬遷筆下的“漢益州郡”。

　　從古墓到聚落

　　成果展前言如是介紹：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東南岸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約3平方公里，是云南高原目前已知規模最大、歷史延續時間較長、文化內涵極豐富的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

　　河泊所遺址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對滇池畔石寨山古墓群的五次發掘。正是通過這些發掘，人們第一次真正認識了神秘的古滇文明。

　　石寨山墓群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印證了《史記》中對古滇國的記載。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貯貝器等青銅器，以及大量銅、鐵、金、銀、陶器及玉石瑪瑙等文物，全面而生動地展現了古滇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面貌。

　　探究一個古代社會，是對墓葬、聚落等要素的全方位發掘研究。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蔣志龍說，要證明一個“古國”的存在，除了墓葬，還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莊、聚落和生活痕跡予以佐證。

　　2008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尋找石寨山文化(俗稱“滇文化”)的聚落。最終考古研究人員的目光鎖定距離石寨山遺址僅700米的河泊所。

　　2018年至2019年，蔣志龍團隊在河泊所遺址發現大量甕棺和柱坑類等遺跡，特別是出土了滇國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來，發掘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轄縣官印封泥在內的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并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遺跡現象。

　　考古研究表明，河泊所曾是古滇國都城，同時也是漢代益州郡的行政中心，這種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色，又通過國家行政制度推進“國家一體化”的政治模式，展現出中華文明包容并蓄的深厚底蘊。

　　再現“漢益州郡”

　　成果展展出了發掘自河泊所遺址的部分封泥、簡牘、甕棺等實物，無聲地訴說著司馬遷筆下的“漢益州郡”。

　　比如一枚印有“滇國相印”的封泥，它不僅與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相互印證，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還表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行政管理體系。

　　再如，寫有“滇池以亭行”的簡牘，它是一枚公文封檢，揭示漢代文書郵驛系統已在云南有效運轉，政令通達。

　　再如，刻有“益州”“長樂”等字樣的瓦當，它們是從官署建筑屋檐落下的文字瓦當，訴說中原禮制建筑在云南的落地生根。

　　再如，花紋磚、銅鈴、五銖錢、卜骨，它們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遺存，共同拼貼出漢代益州郡的生動圖景。

　　上述豐富多彩的遺物，以及其背后的古滇國和益州郡波瀾壯闊的歷史，同時清晰串聯起西南邊疆從多民族文化并存到逐漸融入國家整體的歷史進程。有力地證明了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歷程的生動體現。

　　體驗連接過去

　　成果展位于云南考古體驗館內。該館于2023年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開館，是云南省貫徹落實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讓文物活起來，讓考古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眾的重要舉措。

　　該館共三層，包括考古記、里程記、學習記、探方記、出土記、修復記等不同功能分區，結合數字媒體、全息沉浸式體驗廳等互動體驗形式，展現云南考古工作的發展歷程，在考古與公眾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正值元旦假期，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來到云南考古體驗館爭當“小小考古體驗官”，孩子們通過修復“文物”、尋找“文物”、知識問答等小游戲，學習考古知識、體驗歷史文化。

　　“手鏟尋古滇 探方見益州——河泊所遺址考古成果展”也“加入”其中。在尋找“文物”小游戲中，孩子們拿著“滇國相印”封泥、刻有“益州”字樣瓦當的照片，在館內搜尋。細心的孩子們在成果展上找到照片對應的文物實物，認真了解相關情況后，答對館內工作人員提出的問題，便可打開“寶箱”獲得禮品。

　　“通過游戲互動，枯燥的展覽瞬間變得有趣。”帶著孩子前來觀展的昆明市民王敏說，當孩子尋找到文物、用洛陽鏟勘探土層、用骨針縫制獸皮，歷史不再是課本上的名詞，而化作可觸摸的生命記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