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類傳播媒介，當務之急需要考慮傳播的有效性，需要倡導適合自身的新文風，需要對活生生的現實保持高度敏感，讓經驗從邏輯中解放出來，更需要對用活潑的文風表達高深的問題持有足夠的信心！

　　三聯書店的《讀書》雜志創刊近30年了。這本雜志素來以文風活潑、貼近生活、關注現實、思想前衛而著稱，是老中青三代讀書人的風向標，對中國讀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讀者對它的期待很高，對它的苛求也很自然。最近10年來的《讀書》雜志大致繼承了老《讀書》的傳統，但也有很大的變化———“文風活潑”、“貼近生活”兩項省略了，“關注現實”、“思想前衛”兩項保留了。如果將上述的四個特點割裂開來，那么，后面兩項符合學術研究的思路，前面兩項是普通讀者的期待。只有將上述四個特點合而為一，那才是《讀書》雜志應有的風格。

　　近年來的《讀書》雜志依然關注重大的現實問題，有很強的問題意識，經常能夠切中當代的要害，比如對三農、全球化、東亞、女性、社會公平和正義等問題的討論。同時，它依然走在思想資訊傳播的前沿，第一時間將國外最新的學術成果介紹給讀者。遺憾的是，它沒有保持“貼近生活”、“文風活潑”的特點，思維僵硬、文風偏枯，生活氣息不足，有小圈子氣，許多讀者望文生畏，剩下一些鐵桿捧場者。20世紀80年代，《讀書》雜志帶給更多讀者的那種思維樂趣、言說沖動、批評熱情逐漸淡出，它漸變成發表學術論文的地方，變成了高校考核中的核心期刊，趣味似乎更符合那些問題意識不夠清晰、資訊短缺、但又急于想跟國際接軌的“學者”。一本與“生活”、“讀書”、“新知”相關的雜志，如果不能激發更多人讀書的興趣和思維的熱情，而是造成了他們對讀書或新知的恐懼。

　　中國人有一個老毛病：碰到困難就往后退，到老祖宗那里尋求支持，而不是勇往直前，自己尋求解決方案。因此，我們不斷地聽到一些“讓《讀書》回到80年代”的怪叫聲。這怎么可能呢？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問題。80年代的問題是“人”的問題、“主體性”問題或者“文學”問題，今天的問題是“社會”問題、“公平正義”問題或者“思想”問題，他們能夠互換嗎？

　　從一位普通讀者的角度來看，我欣賞10年來《讀書》雜志敏銳的問題意識，但不喜歡它的過于學術化的乃至“歐化”的語言。所謂的“文風活潑”，不是要回到那個浪漫抒情的80年代，用夸張的“詩人語言”說話，而應該繼續扎根于復雜的當代現實和當代經驗，學會用清晰明白的“公民語言”說話。詩人的語言是夸張“怪誕”的。學者的語言是嚴謹“枯燥”的。公民的語言應該是清晰明白的。做到清晰明白其實并不容易，僅僅靠滿腦子的“問題意識”和西方學術名詞是不夠的。如何在關注當代生活和當代經驗的基礎上，真誠地與讀者和各種其他話語勢力對話、辯解、陳述、商談，是我們大家都要急需學習的言說技巧。

　　高深的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理論問題，時髦的公共性、現代性、民族性、他性等各類“性”問題，如何真正成為公眾或普通讀者所關注的對象，從而激發讀者思維的熱情和公眾參與的熱情？無論是職業編輯還是專家學者來編《讀書》這本雜志，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類傳播媒介，當務之急需要考慮傳播的有效性，需要倡導適合自身的新文風，需要對活生生的現實保持高度敏感，讓經驗從邏輯中解放出來，更需要對用活潑的文風表達高深的問題持有足夠的信心！如果沒有信心，甚至沒有培養公民意識和練習公民言說的想法，再換幾個主編也無濟于事。

　　□張檸(北京師范大學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