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8日，汪精衛出現在《時代》封面上。

　　這一年，汪精衛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他年屆五十二歲，已是暮年。封面選用了汪精衛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臉上雖透出干練，但神情略顯疲憊。過去曾經以風度翩翩而著稱的汪精衛，傳奇的風采不復存在。

　　1934、1935年，分別有兩個中國人物在《時代》封面上出現，他們是溥儀和汪精衛。

　　汪精衛與溥儀有一種特殊聯系。1910年，參加孫中山同盟會的汪精衛，來到北京，圖謀刺殺溥儀的父親、清王朝攝政王載灃，以表現革命者勇氣，喚醒民眾。當年，二十七歲的汪精衛，英姿勃發，暗殺雖未成功而身陷大獄，他卻因此天下聞名。“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獄中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氣令多少人為之欽佩。這一年是晚清宣統二年，皇帝溥儀剛剛四歲，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過“汪精衛”或“汪兆銘”這個名字。

　　時間走到1935年，先后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溥儀、汪精衛，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沒有直接關聯。但再過五年，他們兩人就走到了一起了。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東北溥儀的“大滿洲帝國”遙相呼應。之后，汪精衛還親自到長春訪問，在日本軍隊的刀光劍影中與溥儀握手言歡。歷史竟是如此變幻莫測！那位早年一身豪氣、慷慨激昂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年輕革命家，二十幾年之后，與載灃的兒子溥儀共同成了日本的傀儡。

　　1935年時，任何人，包括汪精衛本人，都還不可能預想到五年后的演變。當《時代》選擇汪精衛作為封面人物時，是基于中國現狀的考慮。這一年，政治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汪精衛，站在歷史漩渦之中。他出面負責處理中日外交關系——是戰？是和？如何戰？如何和？

　　汪精衛與蔣介石算得上政壇上的冤家對頭。1927年之前，汪精衛的資歷與名望，與孫中山的個人關系，都超過蔣介石。1927年之后，汪精衛雖屈居蔣之后，但仍一直是蔣在國民黨內的最大競爭對手，曾先后兩次與其他反蔣力量聯手迫使蔣宣布下野。幾年間，刀光劍影中他們一路走來。忽而聯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見，忽而彈冠同慶。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們才開始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合作期。即便汪精衛有“既生蔣，何生汪”的感嘆，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當然也只能暫時擱置于一旁。

　　有意思的是，《時代》在描述汪精衛的政治經歷時，把他比喻為鯨須——容易彎曲，也能予以反擊。于是，“鯨須汪”成了他的代稱:

　　“每隔幾年，蔣委員長就對能言善辯、具有影響力的汪先生感到惱火，于是，他會讓汪到歐洲去度豪華的‘病假’，一切開銷均由政府支付。1932年，委員長對汪頗為惱火，‘鯨須汪’趕緊躲進上海的法租界。好幾個星期里，由汪夫人與中國政府為丈夫的未來進行討價還價。這時在逃的汪認為，就純正的、本土的中國共產主義來說，委員長是個反動的落后分子，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抵抗來說，蔣又是個膽小的懦夫。隨后，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鯨須汪’回到了他以前的職位，出任中國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上周，急于要了解南京政府意圖的中國人，可以從研究汪頗像鯨魚的須子一般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他總是容易彎曲，但也總會予以反擊。外交部政務次長許謨去年很好地歸結了汪的執政哲學:幅員廣闊的中國可以大膽地與小日本冒險賭一把，因為‘中國最終不會輸’！”(《時代》，1935年3月18日)

　　想冒險賭一把的汪精衛，把與日本講和作為外交的基礎，這成了他的罪責，從而招致了1935年的被刺殺。

　　他的一生竟與刺殺如此有緣！“暗殺的原因”——在講述汪精衛1910年行刺攝政王載灃的故事時，1935年3月的《時代》用了這樣一個小標題。然而，誰能想到，八個月后，1935年11月，“鯨須汪”就將因為對日妥協政策而被人刺殺。雖未當場喪命，但留在體內的子彈，后來還是導致了汪的死亡。

　　“鯨須汪”轉眼間就跌落于一片詛咒聲中，并將繼續朝黑暗的遠處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漢奸。歷史聲名前后如此之懸殊，有誰能超過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