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線”時期表現突出

　　毫無疑問，王明上臺具有明顯的共產國際的背景，而這種國際背景作用的凸顯，與李立三冒險錯誤的出現與克服的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1930年6月開始的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嚴重地損害了中國革命，同時嚴重地冒犯了共產國際。李立三違抗共產國際的領導，挑戰共產國際的權威，主張挑起國際戰爭并把蘇聯卷入戰爭。這引起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極大不滿，提升了李立三錯誤的性質，說“立三同志的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立三路線”的實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線去和國際執委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

　　瞿秋白、周恩來銜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但他們根據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議決案》，對李立三錯誤的定性和處理都比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并三次“請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這同樣引起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不滿。

　　12月12日至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所有負責同志和代表都嚴厲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和(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于是，決定改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召開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兩面派行為和消除宗派主義”，“應該取消三中全會進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進中央的補選，鑒于斯特拉霍夫的調和主義和兩面派行為，應該把他趕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

　　這種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原有主要領導人的否定，為王明上臺提供了客觀條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補充中央委員會”的“新的力量”，主要因為他在“立三路線”時期的表現。這個時期，王明有一系列給米夫的告狀信，把他與向忠發、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間的沖突，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告訴給了共產國際領導人，使其在共產國際加分很多。所謂王明的國際背景由此建立，其原與米夫的密切關系的作用因此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