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

　　第一，王明在共產國際的任職與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地位緊密相關。也就是說，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擔任何種職務，很大程度上是與作為中共代表、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角色緊密聯系在一起，當然也可能包含個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一個黨的因素。換句話說，就是黨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決定了該黨黨員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別的中共黨員擔任其在共產國際的職務。

　　第二，王明與斯大林的關系，似乎沒有通常傳說得那么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對中國情況相對熟悉，在研究討論或決策有關中國共產黨、中國問題時，他應該參加。但從《季米特洛夫日記》看，在季米特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宮討論或請示有關中國、中國共產黨問題時，均沒有王明參加。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王明面見斯大林的記錄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將回國時，季米特洛夫帶著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見了斯大林。據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見斯大林的次數很少的判斷。

　　第三，共產國際對王明的提拔，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有論者以共產國際對王明的突擊提拔而強調王明的國際背景，有夸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躍升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但這個國際背景是動態的、有限制的，不宜過分夸大。

　　共產國際二大通過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把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作為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也就是說，凡是參加共產國際的各國黨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共產國際與各國黨之間是上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這種關系，實際上就規定了共產國際可以干預各國黨的事務，包括改組各國黨的領導機構、選擇領導人。而具體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領導人曾是共產國際的一貫做法，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共產國際選擇和任用的。

　　陳獨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擔任中共中央領導人，既有歷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產國際認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中共八七會議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中共六大上向忠發的突起，都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甚至遵義會議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所以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產國際作用的結果。

　　應該說，上述現象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處在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各方面都不成熟，而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擔負指導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因此，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上出現許多錯誤，曾給中國革命造成不小的損失。

　　但我們應當明確的是，作為一個旨在推進世界革命的組織，一個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其基本決策是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局考慮的。具體到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在中共中央領導人選問題上，雖然存在個人好惡的現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從發展、推進中國革命的大局出發。這恐怕是分析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一個基本點，也是認識和評價王明國際背景的基本點。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12期 李東朗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