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內稱:“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

　　收到這份電報，我心里一驚，送給胡宗南。他看了兩遍，又讓我念了一遍。他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

　　我已有思想準備，不改常態地說:應該查明是誰泄密。從朱德的電報看，“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可能由于“彈糧運輸”有所暴露。但共產國際解散，委座不許公開評論。“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是委座親自掌握的絕密行動，胡先生只讓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將領知道，絕不會“道路紛傳”。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給共產黨。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問:你看怎么查？我說: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將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內，列出名單，秘密審查。表面上若無其事，不要打草驚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從現在起，就不要讓涉嫌的人參與機密，特別不要讓他們知道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給共產黨。

　　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屬的特務頭子劉大軍找來，我退出。在這種場合，胡一向不讓第三者參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朱德的電報廣為宣傳。

　　當晚，胡宗南召集參謀長等有關人員開會，照常讓我出席。

　　會上，胡未提“是誰泄密”的問題，只提“這一仗打不打”的問題。有人主張照打，理由是:委座對共黨的研判完全正確，不應坐失良機，加之陜北兵力空虛，正規部隊只有三五九旅一個旅，連年開荒，已失戰力。出動五個軍，可迅速殲敵，完成任務；有人則主張暫緩，理由是:隴東“暴民”是烏合之眾，第三十八集團軍進剿近月，尚未報捷，對陜北之敵更不可輕視。朱德的電報使事機敗露，如日軍聞訊，乘機渡河，難以收拾。現可按兵不動，聽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結論。他說:不能坐待指示，應為委座分憂勞，我們要主動提建議。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采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委座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盟邦對國軍期望很高，可惜國軍長期未打勝仗。共黨早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有他們抗日。此時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他讓參謀長據此起草給蔣介石的電報，送他核發。他核發時，還參照我的意見，作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蔣介石電復胡宗南，同意罷兵，但要查明有無“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劉大軍報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兩件:(1)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召集9人開會，通過文件，要中共隨共產國際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發出電訊說，西安文化團體開會，致電毛澤東，叫他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割據”。胡宗南大罵張滌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劉大軍經胡批準，將兩個“匪諜”嫌疑犯送西安勞動營關押。

　　這幾天我未單獨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將上述情況告知王石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