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為“法家著作”注釋期。這期間共選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商君書》、《韓非子》、《荀子》、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論》的注釋任務。以后(從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繼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獻記》、《秦政記》，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韓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詠荊軻》，都是為了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

　　從1974年3月開始，到7月為止，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布置點校注釋了包括東漢思想家王充所著《論衡》中的《問孔》和《刺孟》；《韓非子》中的《說難》(1974年4月4日布置)、《孤憤》(1974年4月布置)、《忠孝》和《說疑》，此外，還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以及柳宗元的《天說》(1974年7月布置)和劉禹錫的《天論》(時間同前)。1974年7月，毛澤東還布置印制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提倡“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

　　面對當時來自北方的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還重視歷史經驗的啟示，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漢政治家晁錯的兩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疏》和《上書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說為了抗擊匈奴入侵，必須移民實邊，屯戍邊塞，“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確保“制邊縣備敵”。這樣，既可節省國家開支，又能增強邊防能力。

　　后文主旨是總結漢興以來同匈奴作戰的歷史經驗，具體分析了漢朝與匈奴雙方軍隊的長處與短處，認為漢朝軍隊在數量上超過匈奴，只要發揮自己長處，就有可能打敗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