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大二次會議上三作檢討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在五月五日召開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周恩來參加八大二次會議所進行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就“反冒進”問題繼續進行檢討。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后來回憶：“1958年4月間，總理在準備八大二次會議的發言稿時，有一天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所以這次發言稿不能像過去那樣由別人起草，只能是他講一句，我給他記一句，再由我在文字連接上做一點工作。總理在講了這些情況后，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云同志給他打來電話。接完電話之后，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5月5日在北京開幕。按毛澤東的安排，會議開幕的頭一天，由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報告肯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報告認為，由于“反冒進”，1956年到1958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并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毛澤東在5月15日晚間，分別約陳云、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談話。談話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來和陳云在大會上對“反冒進”問題再一次作了檢討。在陳云5月16日作完檢討后的第二天，周恩來5月17日作檢討。周恩來在大會上所作檢討中，談到“反冒進”的錯誤時說：“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反冒進’的錯誤，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間。當時我對于1956年的建設成績和在躍進中出現的某些缺點和困難，作了錯誤的估計，把實際上不到一個指頭的缺點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計劃‘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適當收縮規模的意見。”“還應該特別指出，‘反冒進’的錯誤，是同政府工作中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分不開的，也是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分不開的。”他又談到這一階段中的思想變化說：自己對毛澤東指出的“反冒進”是關于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這一點，“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陳云、周恩來相繼作了對“反冒進”的檢討以后，毛澤東曾宣布“‘反冒進’解決了”。但同時，他在會上還多次發出要注意“我們黨內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澤東為了預防以后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與“反‘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又向全黨提出了警告：“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斗。”他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顧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準備。”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內已經很難再發表不同意見了。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鄧小平認為：“‘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后，迫于“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周恩來曾想過辭職。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向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他們提出的請求。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等人。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會議決定：“他們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這次常委會還討論了中共中央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決定，具體組成是：財經小組十二人，陳云任組長；政法小組五人，彭真任組長；外事小組六人，陳毅任組長；科學小組六人，聶榮臻任組長；文教小組十人，陸定一任組長。6月16日，這個決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各省市自治區，其中，毛澤東寫道：“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 會后，毛澤東囑咐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月22日，鄧小平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盡管周恩來的職務沒有變，但當時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壓力和緊張氣氛，使黨內民主的健康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不同意見事實上已經難以再被提出。周恩來等一批主張“反冒進”的領導人，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導權。

　　1958年到1960年這三年“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損害。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創建國以來歷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資總額超過“一五”期間投資總額的1.5倍，而農業總產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國國民經濟的比例遭到嚴重破壞，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損失。再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等原因，中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糧食短缺，財政連續幾年赤字，通貨膨脹，人民生活困難。黨中央不得不對陷入僵局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在困難時期，為了同舟共濟，盡快度過難關，周恩來一方面擔負起領導國民經濟調整的艱難任務，另一方面又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錯誤的責任，經常自己作檢討。他常說，國務院領導負有主要責任，并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有的同志對他說:“總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擔在你的身上。”周恩來說：“我是總理，中央、國務院決定的事，我都有責任。”周恩來這種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嘆！(姜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