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與偽大師的可疑標尺：著作等身

　　韓浩月

　　自學者李輝在《北京晚報》發(fā)表質(zhì)疑文章之后，“國學大師”文懷沙成了眼下最受關(guān)注的文化人物。李輝的文章認為：文懷沙在年齡、經(jīng)歷和學識三個方面，均存在造假行為。年齡和經(jīng)歷，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和認識角度，但在決定一個人是否具備大師資質(zhì)方面，學識卻是重要的衡量內(nèi)容。道德和行為上的瑕疵對一位“大師”重要不重要也許會有人商榷，但學識方面的較真，卻容不得半點馬虎。

　　在文懷沙“是國學大師、楚辭泰斗嗎？”這一部分中，李輝引用知情者舒蕪、柳白、李一氓、湯炳正等人的文章或通信，對一直被標注為“文懷沙主要著作”的《屈原集》以及《九歌今釋》等作品，進行了質(zhì)疑，質(zhì)疑內(nèi)容可以簡單總結(jié)成兩點，一點是這些“著作”是當時出版社領(lǐng)導安排的校注任務。當時包括文懷沙在內(nèi)的參與編輯人員，“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chuàng)始者、奠基者的意思”，而且，“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么學術(shù)性”；第二點是，文懷沙的譯文質(zhì)量有問題，“譯文非常不連貫”，“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文法也欠通”。

　　李輝的觀點說得很明白，文懷沙的“著作”缺乏原創(chuàng)性，放在一般學者教授那里用于職稱晉級、評評獎倒也罷了，作為“國學大師、楚辭泰斗”，這點“家底”實在說不過去。文懷沙的“家底”究竟如何，他在鳳凰網(wǎng)的回應是，“已經(jīng)出版的，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jīng)，這是我最短的文章，也有編的最長的，就是《四部文明》200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從“三十三字”到“一億四千萬言”，文懷沙的確可以用“有書為證”作為反擊李輝的武器了，只是，這樣的回擊有力嗎？

　　中國傳統(tǒng)對著書立說極為重視，立言(著書立說)同立德、立功并稱為三不朽，從這個角度看，文懷沙的“正清和”三字外加三十字的注釋，在分量上不輕于“一億四千萬言”。“正清和”字數(shù)雖少，但畢竟是集合了一生思想精粹的“立言”，而《四部文明》收錄的古籍原著多達一千五百六十種，文懷沙作為主編為它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不必懷疑，但作為一項集體完成的大型文化項目，主編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分子，可以視為榮譽卻不能據(jù)為私有。撰述和編著雖然看上去貌似相同，但前者“注重發(fā)揮新的研究成果，以推進學術(shù)之進步”和后者“著重于組織、整理已有的成果”仍有著明顯的區(qū)別。

　　況且今日之“編著”，早已不能等同于古人精心修撰、專注精神所做的一件事了，它已經(jīng)成為一個相當可疑的詞。將別人翻譯過的作品拿過來更改一下句式和用詞，便成了自己的編著作品，東拼西湊一批不著四六的文章結(jié)集成書，那也是編著作品。書評人王曉漁曾曝光“編著界”的兩個“金童玉女”龍婧和李斯，這兩位著作出版數(shù)量之多、涉獵面之廣令人瞠目結(jié)舌。至于那些拿名頭賣錢，在大小部頭的出版物上掛以“主編”、“顧問”、“編委”等名義的“編著”者，更成為中國出版界的一大怪現(xiàn)狀。對于這些主編是否將自己主編的作品從頭到尾看過一遍，我持十分懷疑的態(tài)度。

　　大師需要著作等身嗎？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孔子的《論語》不過一萬多字，可至今仍在影響中國人，乃至1988年75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呼吁全世界“21世紀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汲取兩千年前孔子的智慧”。但在當下大師滿地走的時代，著作等身的確可以當做一個門檻，把偽大師擋在門外。以最不愿意當大師的季羨林先生為例，他還出版過獲得國家圖書獎的24卷本的《季羨林文集》呢。沒有真正經(jīng)得起推敲和考量的傳世著作，大師只是一頂輕飄的帽子，風一吹就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