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部關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在國內的銀幕上出現,而這兩部電影不同的表述方式,又引發了諸多觀眾對于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關注。事實上,對于南京大屠殺,歷年來我們從未缺少過關注。在我們的歷史課本里,也明確地記錄著一串串冰冷且悲慘的數字。而這一次,中國導演陸川和德國導演傅瑞安選擇的,是用不同的角度來敘述展現這一歷史。

　　我們當然允許這樣的個人表述。因為根據社會群體記憶學家們總結的經驗,任何個體化的敘述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文本”的痕跡。關于歷史這種以文字書寫的群體記憶,它關涉的不僅是歷史問題,而且還包括極強的現實問題。如猶太人對二戰的記憶、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記憶、慰安婦對日本侵略軍的記憶以及中國農民對地主的社會記憶等,都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因為它們不僅在暗示著人們對歷史的看法,而且也影響著人們當下的行為方式和處事態度。

　　南京大屠殺,這一在我們生活中已經延續了70多年的群體記憶,在各種個人表述的影響下,如何能夠保證其傳承的完整性?為此,我們采訪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和《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

　　關于南京大屠殺這一群體記憶,究竟如何傳承才不至于迷失了紀念的本意,嚴格說起來,算得上是一個超越了學術的問題。但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尋找當年對這一事件擁有直接記憶的人來回答,也的確無法說清。反倒是對這一事件有所研究的一些專家學者,看起來更有資格。就在《南京!南京!》在廣州正式上映的當天,記者采訪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教授。對于這一疑問,朱老的回答很簡單:歷史寫出來,就是要被后人傳承的,而傳承的心態需要本著客觀、公正、理性的態度。

　　電影只是表現,關鍵是我們自身的態度

　　記者:最近《南京!南京!》和《拉貝日記》兩部電影的上映,又喚起了大家對于南京大屠殺的記憶。關于這種記憶,從本質上來說,應該算得上是一種群體性的社會記憶。只是,所有的社會記憶,在傳承的過程中,總不免伴隨著不同時代的繼承者被賦予這樣或者那樣的內涵,那在您看來,南京大屠殺這一記憶,在當下中國,最應該被賦予的含義是什么?

　　朱成山:我覺得就這一事件本身而言,根本不能說需要被時代賦予什么內涵。我們要做的,就是記憶這樣一段歷史。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里,展廳最顯眼的地方,有一句話,是一位當年在屠殺中幸存的老媽媽說的。她說:“我們要記住歷史,但不要記住仇恨。”在展廳的另外一個地方,約翰·拉貝的一句話同樣豎在墻上:“可以寬恕,但不要忘卻。”我覺得,這兩句話足夠典型,足以代表第一代擁有大屠殺集體記憶的人的共同觀點。一個是受害者的代表,一個是幫助過我們的、屬于中立國的外國人的代表。其實可以說,這就是他們對待這一歷史的態度,或者說傳承這一集體記憶的原則。我們要做的,就是遵從他們的意愿,把這段歷史真正的形態告訴大家,就是這一事件現在應有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