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做好一個傳聲筒

　　“新銳知識分子”獨家袒露祖國認知，本周來漢演講

　　“祖國，于我難以表述。”奈保爾如是說。許知遠繼《中國紀事》之后，近日推出新作《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從甲午戰爭到鍍金時代》，用熱情、冷靜把握漸漸覺醒的祖國。

　　《醒來》一書描述的年代跨越了110年，從1894年夏天開始的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到眼前仍熱情高漲的鍍金時代，還有對未來模模糊糊的憧憬。沒有給出什么值得傾聽的結論，卻代表著一個年輕知識分子對于自己國家的重新認識。本周將在武漢做兩場講座的許知遠，日前接受了本報專訪，談論話題集中在“五四”和個人定位。

　　本報記者　徐長云　采寫

　　許知遠

　　200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現為《生活》雜志出版人，《亞洲周刊》與《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他也是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他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轉折年代》《新聞業的懷鄉病》《中國紀事》等。

　　“鍍金時代”主要是指1992年以后的中國。金錢成為唯一的價值準則，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方法。最可怕的危機，是降低人的尊嚴，抽干人的豐富性。

　　法國大革命220年

　　最可恨的是　降低人的尊嚴

　　城市公社：法國大革命與中國近現代史關系密切：梁啟超極力推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也源于其中。這兩次革命的影響中，你深有感觸的是哪些？

　　許知遠：在大革命之前，法國有著一個漫長的專制傳統，不管是在社會組織、政治能力上，它都缺乏訓練和準備。所以，一種新思想，不管它多么美好和富有理想，在這種現實環境中，都可能迅速變形，甚至導致一種危險的結果。所以，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理想，在美國得到實現，而在法國卻導致了極端的恐怖主義。

　　對于中國也一樣，倘若不了解這個國家的內在邏輯，它長期的習慣，僅僅借用某種觀念，它總是不盡人意，甚至是導致災難的。

　　當然，我贊同存在著普世的價值觀。在基本的權利和欲望上，人們有類似之處。所以一些理想，仍激勵著全世界。

　　城市公社：《醒來》里提出“鍍金時代”這個概念。“鍍金時代”里，最可怕的危機在哪里？年輕人該如何自處？

　　許知遠：“鍍金時代”主要是指1992年以后的中國。金錢成為唯一的價值準則，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方法。最可怕的危機，是降低人的尊嚴，抽干人的豐富性。我不知道年輕人該怎么自處，他們或許需要更強大的內心，來抵抗種種噪音和誘惑。而與我一般的70年代生知識分子，似乎在發出聲音以前，就已經消失了。

　　“五四”90年

　　決定一個時代的不是大多數，而是一小群精英分子。“五四”中就有一小群精英愿意站出來，承擔對應的責任與使命。今天，這一小群精英消失了。

　　論時尚，胡適在當年就如周杰倫在今天

　　城市公社：你何時開始反思“五四”的？“五四”造成文化斷裂，這種斷裂是否有彌補的可能？如果斷裂越來越嚴重，整個中國終究將無法真正“立心”？

　　許知遠：我對“五四”真正產生興趣僅僅在半年前。我著迷于觀念史，非常希望把“五四”作為一個案例來研究。

　　我兩個月前去安徽的安慶，陳獨秀的家鄉。我希望能夠重新尋找到思維線索，探索他們當時的內心世界。安慶在當時是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又有深厚的文化積淀，接觸了安慶本地人，了解到他們的性格，接觸了安慶的碼頭文化，就能夠知道當時為何能出陳獨秀這樣傳統學養深厚同時很激進的青年。

　　中國的文化斷裂，更多來自于政治原因。我們可能把罪責推到不該負責的人身上。“心”也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尋求自己內在的價值觀，是每一代人都要進行的工作。

　　城市公社：這種斷裂曾在你身上表現明顯，你曾是只接受西學的知識青年，覺得這會是造成自己焦慮的一個原因么？今天是否有恐慌感？

　　許知遠：在我成長的歲月里，精神資源太匱乏太單調了，尤其是來自中國文化傳統的資源，更加少。恐慌談不上，遺憾多一些吧。

　　城市公社：北大是“五四”運動發源地。但今天一部分北大人只是托福、GRE分子，被中產階級的生活魅力所馴服，一部分人流于世俗化、功利化、多邊緣的姿態和無力感，他們不具有“五四”一代人的夢幻氣質，幫助國家走向更好，也未成為他們行動的指南。這似乎是“五四”精神傳承艱難的一個典型例子。“五四”在北大，真的只是一個模糊神話了？

　　許知遠：　在當時的北大，大部分人也都是平庸的。所以蔡元培要用新的方法來改造北大。我們不能把老北大過分神圣化。但是決定一個時代的不是大多數，而是一小群精英分子。“五四”之所以令人懷念，很大的原因，是那一小群精英愿意站出來，承擔對應的責任與使命。今天，這一小群精英消失了。

　　城市公社：對“五四”的懷想，只有通過對具體的一個個人，一樁樁事的回憶才能真正感受那個時代的風采。對于誰，哪個細節，你覺得是最能代表“五四”風貌的？

　　許知遠：很多細節都可以代表“五四”的風貌。陳獨秀以學者身份親自去散發傳單，是行動精神的表征，蔡元培的既寬容又富有原則的個人性格，是其包容性的象征。最能代表“五四”風貌的當然還是胡適，他在美國接受教育，提倡新語文，人也儒雅、年輕，這一切都是流行符號，非常時尚，就像今天的周杰倫。這也是“五四”精神的風貌——它是一場年輕人的運動。

　　觀察者的《醒來》

　　在2004年之前，中國對我只是個模糊的整體概念，現在它越來越具體了。之后，我還是想嘗試更切片式的理解。

　　我在努力做一個好的人類文明的傳聲筒

　　城市公社：你說，長期為個人身份的認定而困惑，“我個人的身份焦慮感與我的國家面臨的境況糾纏在一起，它令我沮喪憤懣，更是力量的來源。”這種身份的認定是指什么？這種感覺因何而來？

　　許知遠：從2001年到2005年，我經常被眼前耳邊充斥的各種關于中國的報道，弄得不知所措，主要來自于自己對國家的了解的匱乏。你不知道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國家，和自己是什么關系。這會帶來慌亂。

　　我想，所有對未來有期待的人都會經常有莫名的焦慮感與挫敗感，因為你試圖實現的和現實的能力間，總是存在著差距。因為我是讀著西方作品長大的，經常覺得自己像是西方知識和價值的傳聲筒。至于我獨特的聲音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城市公社：在我看來，你是一個“觀察者”。致力于對過去現在中國西方歷史與經濟生活的觀察，是否認可這種定位？你觀察的思想支柱主要是什么？觀察的意義又在哪里？令自己看到身軀里的變化了？

　　許知遠：這與個人性格相關。我不是個積極的行動者，所以就選擇旁觀者的角色。誰說旁觀者不是參與者呢？理解這個世界，也是改變世界的一種方法。我也不知道思想的支柱是什么，或許是對個人的獨立與自由的追求吧。觀察與思考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吧，畢竟人不是豬，也不是樹，應該有自己的精神。

　　城市公社：你用《醒來》來尋找吾國復興的答案，對國家進步做整體敘述，用堅定的富有獨立精神的話語體系來構筑國家文本，常有難以表述之感？你自己如何看待這種表達和闡述？未來的著眼點可能在哪里？

　　許知遠：寫作的時候，全憑一個年輕人的熱情沖動，沒想過太多的別的東西。它是一種整體性的表達，優勢與弱點都在于其次。它和《中國不高興》完全不同，單看網絡上的反應，它(《中國不高興》)像是一場新的民族主義熱潮的前奏。在這本書的幾位作者背后的主導因素，是牟利的動機而非民族情緒。《醒來》沒有任何要挑戰言論底線的欲望。只不過是一個青年對自己國家的重新認識——一知半解卻狂熱的臆語。在2004年之前，中國對我只是個模糊的整體概念，現在它越來越具體了。之后，我還是想嘗試更切片式的理解。

　　城市公社：曾被指是西方思想的傳聲筒，而從《中國紀事》《醒來》來看，你經歷了艱苦學習的過程，覺得漸漸尋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和觀點嗎？

　　許知遠：人類文明的傳聲筒呢？認定自己的原創性，是多么狂妄的表現。那些偉大的思想家、作家，他們面臨著和我們相似的問題，也做出了很多精彩的回應。我們經常夸大自身經驗的獨特性，卻忘記了人類一直以來的繁衍，但是，一定要努力做一個好的傳聲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