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金庸即將加入中國作協和鄭淵潔退出北京作協的新聞同時出現，再次凸顯了作家協會的“圍城”效應。我們注意到，近幾年來，關于作家“進”作協和“退”作協的新聞時有出現，每一次都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平時很少為人所關注的作協一下子成為媒體熱點。而作協“圍城”現象所引發的種種議論，折射出網絡時代人們對于作協體制改革微妙的心理期待。

　　網絡正以強大的力量，無形之中拆除了關于文學體制的各種樊籬，寫作、發表、出版、流通、評介，各個環節都呈現出“下移”趨勢，話語權自然也在無形之中隨之多元化、民間化。我們注意到，作協面對新的文化文學生態，也作出了一些積極的變革，比如說，更加重視年輕作家的培養，一些80后乃至90后作家成為作協吸納關注的對象，一些民間作家、網絡文學作家在主流文學界逐漸得到承認，一些優秀的民間文學作品、網絡文學作品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雖然這些措施適應了時代的發展，但作協改革的步子還是太慢了，“體制內”的種種弊端依然存在，尤其是大量平庸的作家充斥作協，有的常年沒有作品問世，有的作品質量低劣，甚至于抄襲，但這些作家都享受著各種物質和文化的便利，甚至于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團體以及令人厭惡的門閥作風，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文學的發展。鄭淵潔的退出作協，雖然目前還有一些具體的原因等待澄清，不過，這也成為作協體制弊端的一個注腳。

　　如果以冷靜、客觀的眼光來看，金庸加入作協，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積極的姿態：從作協的角度來說，吸納金庸加入作協，體現了一種胸襟，是對武俠小說的承認；對金庸來說，雖然他著作等身，武俠小說“盟主”的影響力可謂了得，但關于他難登大雅之堂的說法，也一直存在，這次加入作協，也是得到了官方認可，反過來說，金庸加入作協，也是對作協的一種認可。

　　不過，從大眾接受的角度來說，人們對金庸加入作協還是有點不理解，85歲的金庸作為傳統文學眼中頗為另類的“標志人物”，在民間享有崇高的聲譽，大眾更加愿意金庸留在“體制外”，以此作為一種“標志”和“姿態”，現在金庸加入作協，則打破了這種期待。

　　對兩位作家的一入一出，其實我們也沒必要上綱上線深挖所謂“微言大義”，大眾更加理性的態度應該是，以更加建設性的姿態關注文學，無論是在體制外還是在體制內，比如說，對文學作品本身的關注，對作協體制改革的具體建議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文學發展。

　　(賈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