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諾貝爾文學家仿佛成了跨文化另類作家的樂園:自2000年至今,10位獲獎者中有7位具有跨文化特質,幾乎每位獲獎者均有“另類作家”色彩,而最近3位獲獎者均是“跨文化另類作家”——具有津巴布韋情結和血緣的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具有毛里求斯血統和美洲作家特性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和本屆獲獎者德國作家赫塔·米勒。

　　雖然這種對跨文化和另類的追求,幾乎已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及其評獎機構——瑞典皇家文學院的招牌標簽,但這次走得未免太遠了些:帕慕克、萊辛和勒克萊齊奧雖然也跨文化也另類,他們的獲獎也出乎許多人的預料,但事后復盤,大多數人仍會心悅誠服,認為不論如何,他們的成就足以承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然而赫塔·米勒實在太“另類”了。

　　立博公司事先所開出的諾貝爾文學獎賭盤列舉了近60位可能的當選者,赫塔·米勒以50賠1的賠率僅列第31名,這位獲獎者的一系列作品,不論是最早的《低地》、《暴虐的探戈》,還是今年剛剛推出的《呼吸擺動》,其影響都局限于狹窄的受眾范疇:羅馬尼亞德裔(羅姆族,僅占全國人口2.5%),和德國、奧地利的部分文學愛好者。

　　正如許多評論者所指出的,盡管赫塔·米勒自1995年起即成為德國語言和詩歌科學院成員,但不論其個人成就或作品成就,均不足以在德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的銘記,不論在德國或羅馬尼亞當代文壇,她都算不上臺柱型人物,更很難與“文學大師”頭銜扯上多少干系。評獎委員會稱其作品“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社會邊緣階層的生活面貌”,但這樣的成就未免太過一般:幾乎每個國家的每個時代,都會有若干作者當得起這樣一句大而化之的評價。

　　毋庸置疑,赫塔·米勒的獲獎,更多因其作品所涉及的內容,而非作品的文學價值本身。作為曾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赫塔·米勒在3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將其本人和其所熟悉的、東歐少數族裔和邊緣人在冷戰鐵幕后的苦辣酸甜凝入筆觸,勾勒了昔日東歐社會的場景,揭示出鮮為人知至少鮮為鐵幕另一端許多人所知的一片暗影,一段辛酸,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價值。但和這些作品的社會價值相比,其文學價值至少在今天尚未得到普遍的認同。如果赫塔·米勒不是一名來自昔日東歐社會的作者, 沒有獨特的民族屬性和身世經歷,不曾被羅馬尼亞情報部門相中又為其本人拒絕,如果她的作品不是30年如一日地執著于特定的創作題材,很難想象她會從包括賽義德·伊斯伯爾、菲利普·羅斯、安東尼奧·塔布齊等響當當的名字中最終脫穎而出,甚至很難讓人信服她的獲獎比諸如村上春樹等人更名至實歸。

　　如果說1999年,君特·格拉斯以《鐵皮鼓》獲獎是眾望所歸,那么此次赫塔·米勒的獲獎不免讓人感到一點異樣:固然,作為作家她也是優秀的,但她是否優秀到足以擊敗那些更為人所知,為更多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文學愛好者所接受的競爭者?是否優秀到足以令諾貝爾文學獎改變自2000年以來約定俗成的“英語與非英語作家交錯獲獎”慣例,拋棄奧茨、品欣、羅斯、唐·德里羅等熱門,讓自1993年失落至今的美國作家群繼續等待?

　　文學鑒賞是一門個性藝術,每個觀察者都有其獨特的口味,諾貝爾文學獎的“跨文化”和“另類”癖好,在可預見的將來估計難有實質性改變,這原本也無可厚非,但在堅持這一 “特色”的同時,評委們恐怕還需更多提醒自己——諾貝爾獎不僅姓“諾貝爾”,更姓“文學”。　

　　作者：陶短房(旅加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