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韓寒和周久耕比一比

　　因為對“倒鉤執法”現象的批評，韓寒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最新一期《南都周刊》更以“公民韓寒”的標簽對他進行專題報道，而文化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此成為話題。

　　文學前輩王蒙先生剛指出：“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馬上有人給這句話下腳注。報道稱，南京“天價煙風波”的主角周久耕已寫就一部長達35萬字的長篇官場小說。自此人間少了一個貪官，卻多出一位“監獄作家”。

　　我懷疑，早在這位房產局局長蹲監牢前，就已經動了寫小說的念頭。無非平日公務繁忙，一邊要搞腐敗，一邊還要反省人生，這對他來講難度恐怕有點大。當然，現在能夠碼出35萬字的東西，至少也是件體力活。

　　回過頭來，如果王蒙先生那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中國從事文學的人數眾多，這大概沒什么錯。但我們都知道，判斷文學盛衰的指標，不能只統計從業人數，更不是拼體力活。文學不能不追求理想、人性和良知，以這個標準篩選，許多人毫無疑問將被清除出作家隊伍。

　　這兩天，“韓寒”這個關鍵詞在新浪微博上格外受到關注，甚至被拿來與魯迅比肩。于是又引起了批評：“誰說韓寒是當代魯迅？魯迅比韓寒差多了。”有趣的是，無論大家怎么看待韓寒，這場討論的來源和文學并無直接關系，而是因為他在博客上抨擊上海“倒鉤執法”現象，由此引起了強烈社會反響。

　　一些博友受不了這句話的刺激，他們大概是覺得，韓寒的創作和魯迅先生根本不在一個級別上。即便把韓寒的博客文字歸入雜文，這些作品也確實談不上有多少思想深度。但就我的理解，拿韓寒和魯迅比較，比的可能也不是作品，而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力度及其可能性。不過從這個角度，實際上也沒必要非得比出個你高我低，不管各自所處時代背景如何，他們身上所體現的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人生立場。

　　我認為，與其拿韓寒和魯迅比，還不如和周久耕比一比。這兩個人有什么可比性？一個是官員，一個是作家。身為官員的周久耕不好好做官，結果淪落到在監牢里寫小說；而韓寒作家卻不好好寫小說，整天管社會“閑事”。倆人看上去都“不務正業”，經過一番對比，卻不難看出周久耕的“小”以及韓寒的“大”來。

　　一個官員，在其位時不以百姓民生為念，就算有本事寫出幾百萬字的小說，無疑也是個不合格的官員。而兼具作家或賽車手兩棲身份的韓寒，他在博客上的言論，則體現了一個公民的良知和擔當。這么說吧，關心公共利益本是官員的天職，周久耕卻似乎把這事給忘了；韓寒不去做這些事情，大概不會受到過多指責，但他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出色。二者之間的區別，就在于公共意識之有無。

　　照道理，韓寒所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具有一定公共情懷，加上必要的網絡應用技巧。這其實也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所應具備的一種品格。但是，正因為大多數人都做不了韓寒，這個名字才顯得如此耀眼奪目。在韓寒身上體現的公共意識和批判精神，恰恰是這個社會的共同缺失。

　　□魏英杰(杭州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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