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會上引起諸多討論。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漢魏考古學家劉慶柱表示，安陽曹操墓的證據(jù)已經足夠，如果是“業(yè)內人士”提出異議，就不能說外行話，應在考古學學科內討論問題，要說業(yè)內的話，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話。(1月2日新華網(wǎng))

　　“真假曹操墓”的爭論，本屬正常的社會討論。但是社科院專家的“外行論”，卻一下子拔高到了話語權的層面。我們都看過小學生吵架，像馬寅初先生當年的區(qū)分那樣，小學生的爭論更多的是“以勢壓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社科院專家的“外行論”，就是典型的“以勢壓人”。以個人的學術地位作為爭論的論據(jù)，已經讓“真假曹操墓”的爭論失去了學術研究的高雅性，儼然變成了一場小學水平的吵架與廝打。而事實上，在歷史真相面前，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稱為“內行”，所謂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也都是相對的“內行”。

　　社科院專家之所以說人家“外行”，主要是說那個時候根本就不流行墓志銘，直到魏晉時期開始偶爾出現(xiàn)的。可是，話再反過來說，風俗習慣上沒有墓志銘，就質疑曹操沒有墓志銘，這好像也沒有什么道理吧。萬一，哪一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出現(xiàn)了真正的曹陵墓志銘，我們又作何解釋。所以，在對待墓志銘的態(tài)度上，我們還應該本著“論從史出”的方法。

　　做學問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就是說，在對待曹操墓的問題上，我們“大膽假設”此墓為曹操墓是無可厚非的，可是關鍵要落實到“小心求證”的層面。歷史考古問題上，就算能列舉一百個史料證明觀點正確，只要有一個反證，觀點就可推翻，這是很正常的。在對待曹操墓的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本著這樣的態(tài)度，即允許別人找一條反證，而不是在大街上嚷嚷“你無權質疑”，當一個學術方面的“學霸”。

　　梁啟超先生曾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這樣說，“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個特征，其一，為客觀史料之整理；其二，為主觀觀念之革新。”這里的“觀念之革新”不是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種積極的學術心態(tài)，即允許質疑者發(fā)出質疑的聲音，史學工作者只需要認真地解答，僅此而已。

　　在“真假曹操墓”面前，人人都有質疑的權利。

　　作者：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