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哈尼梯田是一處美麗的景觀，1300年來，以哈尼族為代表的世居民族在哀牢山創造出垂直跨度超過1500米，梯級達3000級，近60萬畝的耕作臺地。這種人和自然共同創造的人文景觀，被稱作文化景觀遺產。

　　文化景觀遺產，正是第五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的主題。4月10日至1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這一話題進行了研討，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既要凝固的歷史，更要活態的文化。

　　文化景觀遺產帶來遺產保護新理念

　　目前全世界有66處文化景觀世界遺產，包括圣山、葡萄園、運河等，中國的廬山和五臺山也名列其中。

　　文化景觀遺產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有幾分相似。拿哈尼梯田來說，森林、水系、村寨和梯田形成了一個系統，此次云南大旱，用了1300年的哈尼梯田卻幸運地未受影響，并于上周開始插秧。哈尼梯田充分展示了精湛的農業生產技術和高超的生態智慧，展現了人與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諧美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歷法、制度、宗教信仰、風俗、藝術、口傳知識等文化傳統，和堅韌、樂觀、深沉的民族性格。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同濱認為，文化景觀遺產的提出，從對歷史的關注延伸到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關注，強調對非物質文化和活的文化的關注，強調人與自然的互動，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可以給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注入新的思路，即文化遺產不僅僅是受保護的對象，更是可持續發展的資源與推動力量。

　　無錫7.5平方公里的鴻山遺址公園應是這種保護理念的最好詮釋。其所在的無錫新區，企業林立，是經濟區，而遺址公園是文化區，這對城市功能是一種完善和補充，周邊建濕地公園、觀光農業區，使遺址保護、遺產地的發展和當地群眾的利益實現共贏，被稱為大遺址保護的“無錫模式”。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面臨四大挑戰

　　“文化景觀遺產是一項資源保護性的社會公益事業，而不是經濟產業，主要為滿足人們更高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不應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發言中表示，現在中國的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不容樂觀，保護理念的差距、開發建設的破壞、社會變遷的挑戰和生存環境的威脅，是文化景觀遺產面臨的四大挑戰。

　　全球化帶來文化趨同，使文化景觀更加脆弱。單霽翔展示了4張照片，一樣的高樓林立，但是卻無法分辨是哪座城市，千城一面，個性泯滅已經成為中國城市的通病，在一張PPT里，他展示了5座與美國白宮極為相似的建筑，都是中國各城市仿建的。因為貪大求洋，重慶市的地標朝天門碼頭已經在新一輪城市開發中蕩然無存。桃坪羌寨的很多村民蓋起了小洋房，但是很快發現，國內外游客更喜歡到古老的碉樓參觀、住宿，這才意識到什么是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一個值得警惕的事件是，因為一座現代化大橋的修建，德國易北河谷世界遺產2009年被除名。

　　過度商業化，把文化景觀開發成商業和旅游資源，也破壞了文化景觀的歷史延續。元大都遺址公園修建得很現代很漂亮，但是卻看不到歷史的真實。去年貴州某地為保護一座苗寨，撥款高達3億元，在苗族村寨沿河處建了一條商業街，河上架的居然是侗族的風雨橋。過分注意經濟利益而造成的破壞性開發，降低了景觀的品位，并且對生態造成負面影響。有的地方天天都是民俗表演，天天都過“潑水節”，傳統習俗丟掉了情感的價值和民眾的參與，從文化遺產變成了商業符號。

　　人的生活是文化景觀遺產的靈魂

　　在采訪中，有專家對一些江南古鎮的開發模式提出了質疑，因為商業開發驅逐了原住民，古鎮幾乎變成了巨大的商業街，那里已看不到延續千百年的當地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馬未都也曾表示，很多所謂的文化旅游景點，已經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很多“當地人”穿著特色服裝，為游客表演，然而他們的口音南腔北調，原來他們竟然是受雇來扮演原住民。

　　“我們去平遙和麗江、西遞和宏村，不光要看靜態的建筑、凝固的歷史，還要看活態的文化，即人們的生活，人的活動為景觀賦予了特定的文化意義。而現在一些地方流行以保護的名義把原住民遷走，大建博物館、紀念館和商業設施，這是對活態文化遺產的踐踏。”一位專家如是說。離開了人的生活，景觀就只剩下了歷史遺物，只有注入人的生活，文化景觀才是富有意味的，鮮活的。

　　原住民本身就是文化景觀遺產真實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保護對象，也是保護的依靠力量。單霽翔說，能否有效保護文化景觀遺產，取決于當地民眾對于文化景觀遺產所包含的傳統文化和精神信仰是否認同并繼續保持。北京重修城墻時，居民主動捐城磚；貴州地坪風雨橋被洪水沖垮時，當地5個村的上百名群眾冒著生命危險跳入急流打撈構件，并步行50多公里到沿江村寨挨家挨戶尋找，收回了絕大部分構件。

　　事實上，正因為有了人的活動，文化景觀遺產才不僅僅是靜止的歷史物證，而是活態的歷史延續。貴州控拜打造的銀飾聞名苗疆，但因為現代化的沖擊，銀飾技藝幾乎失傳，正是當地文物部門有“以傳統開創未來”的理念，把文化景觀保護融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訴求中，使得村民成為自覺的行動者，才使這一技藝重新煥發生機。人的生活，給文化景觀遺產留下了當代人的印記，并豐富著遺產在新世紀的文化內涵。

　　本報記者 王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