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再次高漲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5月份統計數據顯示，70城市房價上漲6.4%，漲幅最高的是普通住宅，同比上漲7.2%，漲幅較大的城市從北京、深圳至安徽蚌埠，從房屋結構到地區，呈全面開花之勢。

　　無疑，此前降價預言再次落空，這些預言不幸地成為市場的反向指針，使延遲購房的普通消費者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我們必須回到身處資本時代這一基本事實，對房地產市場作出離真相盡可能近一些的解讀。

　　東亞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的國家和地區大都經歷過樓市與股市競相暴漲的情況。以人們耳熟能詳的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為例，據日本國土廳公布的數據，1985年，東京的商業地價指數為120.1(1980年為100)，到1988年暴漲到334.2，短短三年時間暴漲了近兩倍。我國臺灣地區也是如此，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土地和房地產價格翻番，韓國政府直到現在仍在為高房價頭疼。

　　流動性過剩，瘋狂投資，從外匯儲備、外資流入到財富無窮的增值能力，這都和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十分相像。

　　貨幣大量增值的結果有二，一是上游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除了煤、電、成品油、天然氣外，還包括建筑所必需的木材、水泥等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漲。房地產商在賣方市場中，自然會將所有的成本都囊括在房價之中。同時，隨著購房者對住房質量、政府對建筑物節能標準的提高，以往筒子樓式、二十年就得推倒重建的浪費資源的廉價房很難被各方認可。

　　另一個結果就是刺激了投資欲望。人們只有大量投資才可以使資產趕得上通脹的步伐，房產因此從單純的住房保障功能擁有了投資的功能。一年有5%的通脹率，房價漲幅必然超過5%。通脹是因，追逐資產增值是果，追逐資產又助長了通脹因素，房地產拉動上下游產業利潤豐厚的現實，使房地產一再占據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核心地位。

　　而為了保障經濟安全，我國不得不實行最嚴厲的土地制度，減少土地供應，連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都有嚴格的耕地要求，可供土地所剩無幾，已經推出的土地又因為房改之初種種復雜的利益糾纏，在政府的默許下大戶型一枝獨秀，住房結構嚴重失調，導致積重難返。另據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課題組最近的研究，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我國推出的商品房只能滿足高收入階層甚至是境外投資者的住房與投資需求，人為加劇的供需矛盾進一步刺激房價的急劇攀升。

　　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一年流入數百萬人口，有不少沉淀為常住人口，這些居民對于中低價位住房的需求與目前的畸形高價供應態勢形成強烈的反差。目前各城市經濟適用房比例甚至都不到5%，各地政府保障本地戶籍低收入人口的經濟適用房都捉襟見肘，遑論常住人口的住房保障。經濟適用房無法起到房地產價格之錨的作用，房價就如斷線的風箏扶搖直上。

　　房地產市場化提升了民眾改善住房條件的需求，資本時代的提前到來使房地產擁有了消費與投資的雙重身份，加上洶涌的城市化進程和收入差距導致的商品房結構人為畸變，使房地產成為短時間內無法解決的難題，十幾年扭曲的行政市場化積弊，與土地、人口等各方面的剛性約束，豈是兩年調控就能解決的？

　　因此，身處資本時代，我們必須以另一種方式思考房地產價格：承認現實的約束，以及政府財力與規劃方面的限制，反省減少供應抑制房價的政策，而后平心靜氣，將土地收益專款專用，更多地投入保障性住房，先讓房地產價格有了穩定之錨，而后放開拓寬商品房市場的投融資與交易渠道，使物暢其流。

　　房地產價格什么時候能夠真正下降？是目前尚處于孩童期的獨生子女們從現在購房的父母手中繼承住房之時；是泡沫破裂之后貨幣趨向緊縮之時；是人口下降到土地不再成為稀缺珍品之時；是政府稅收有充足來源不再讓土地收入充當轉軌成本之時。當然，也是政府徹底改變通過房地產拉動地方GDP的觀念之時，官員的灰色收入在制度性常態監督下無所遁形之時。(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