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接受法報采訪 就G20峰會、人民幣匯率等答問(2)

　　記者：您把增加發展中國家在IMF代表性作為重點？

　　傅瑩：是的。我們要嚴肅對待這一問題。世界在變化、在發展。二戰后誕生的國際體系原旨在服務于全球的部分人口，即發達國家的12億人。現在30億，甚至更多的人們加入進來。國際機構必須呼應改革的需要，以更好地體現新的形勢，容納更多的人更廣泛和平等地參與世界事務，G20應體現這一發展趨勢。好在G20成員都認為有必要進行改變。

　　記者：回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個問題上，法國作為下一屆G20峰會主席國，已將其列為議事日程上的一項重要內容……

　　傅瑩：法國作為下屆主席國，采取積極的態度非常正確。主席國要有豐富的想象力，提出許多點子供大家討論。法國并沒有說現在提出的觀點是最終版本，不過是作為未來的主席國提出建議，這沒有什么不妥。各成員進行討論，在過程中考慮這些觀點，構筑共識。我們還有一年的時間，到時就能看到就哪些建議能形成共識。G20成員情況差異很大，達成共識不容易。

　　我想法國作為主席國應當有耐心傾聽各方意見，包括有關貨幣體系改革的意見，G20成員之間以及各成員內部也都會展開討論。你說的很對，現在有不少大膽的想法，中國也會認真對待。現在回答“是”還是“否”都為時太早。

　　記者：我聽您的意思，是說對該建議表示歡迎，但仍對具體改革方案持謹慎態度。

　　傅瑩：我們歡迎這種積極的態度。至于建議，現在表態還為時尚早，首爾峰會還沒開呢，我們可以看看首爾峰會的成果，各成員如何看待這些倡議。

　　記者：您是否認為G20有助于規避當前貨幣戰爭的風險？

　　傅瑩：各國的匯率是主權問題，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國家。現在中國面對很多壓力，讓我們感覺不舒服，好像中國的匯率問題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但它不是。

　　不少經濟學家也認為找不到依據說人民幣升值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經濟問題。匯率問題不是，也不應被變成政治問題。從1994年中國進行匯率改革到金融危機前，人民幣升值了55%，但同期中國外貿順差卻上升了。金融危機期間匯率改革暫停，但貿易順差仍然下降。在匯率和順差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因為順差是結構性的。我們的貨物貿易是順差，服務貿易是逆差，與美歐貿易是順差，與日韓、東南亞國家貿易是逆差。

　　中國仍將致力于推進從今年六月重啟的匯率改革，其實質是讓人民幣從基本盯住美元過渡到根據一攬子貨幣進行浮動的更加靈活的匯率體系。

　　記者：你怎么看待法國與中國的關系？

　　傅瑩：中國與法國是在2004年建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些年來雙方都為發展這樣的關系做出努力。我觀察，中法關系的兩個特點，一是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尤其對世界大的發展潮流看法和主張接近或者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能協調、合作；二是雙邊的合作內容廣泛、豐富，2004年中法文化年時，埃菲爾鐵塔披上中國紅，讓中國人記憶猶新。當然，雙方交往中分歧和摩擦也是有的，重要的是雙方都同意要多對話與溝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4月，薩科齊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與胡錦濤主席達成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要建立成熟穩定、面向全球的新型中法關系，我們對中法關系是樂觀的，也是有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