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日電 題：為何說人權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19世紀，經歷過紛飛戰火的列夫·托爾斯泰寫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時移世易，人類對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國通向幸福的道路卻各具特色。

　　作為1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中國何以在短短幾十年間擺脫絕對貧困，實現人權事業不斷進步？五集大型電視政論片《新時代中國人權》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的“幸福密碼”。

　　通過保障所有人的人權，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優先保障生存權、發展權等，中國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在當代中國人權保障不斷進步的背后，積淀著中華文明深處對人的關懷，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權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

　　先秦時期，道家講“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儒家言“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墨家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東漢佛教傳入，逐漸演化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進一步提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張載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更成為千年來中國無數有識之士的畢生追求。明末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發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呼吁，這一堪稱中國版“人權宣言”的文獻，較盧梭《民約論》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國代表張彭春的建議下，《世界人權宣言》融入良心、仁愛、忠恕、包容等中華傳統思想，這部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國際性權利法案由此成為凝結東西方文明智慧的經典。

　　近一百年前，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中國“要鏟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此后，如何戰勝這“五大仇敵”成為貫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道難題，同時也是檢驗中國人權發展的參考系。

　　如《新時代中國人權》片中所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舉起“爭民主、爭人權”的旗幟，鮮明宣示了救國救民、爭取人權的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共牢牢把握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其他各項基本權利保障不斷向前推進。在此過程中，中共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總結中國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成功經驗的同時，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展人權的中國特色，豐富了人類人權文明新形態。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從1990年的0.501躍升至2018年的0.758，增長逾50%，標志著中國成為自1990年UNDP在全球首次測算HDI以來，唯一從“低人類發展水平”躍升到“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

　　另一個生動案例是，新中國成立前，生活在云南深山的獨龍族還過著結繩記事、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生活，每逢大雪封山便成為與世隔絕的孤島。隨著脫貧攻堅力度不斷加大，6.68公里的特長隧道穿越高黎貢山，使天塹變通途，獨龍族宣告整族脫貧。在中國人權事業的不斷發展中，“一躍千年”的奇跡已從想象照進現實。

　　回看胡適當年的困惑，不難發現，今日之中國已找到那條正確的路。“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沿著這條道路前進，中國的人權事業將繼續發展，也將為豐富人類文明多樣性、推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新貢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