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最大的公平

　　《民主與法制時報》：四川大竹縣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對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停職的處理，是不是意味著未來政府處理群體性事件的一個趨向？

　　毛壽龍：對，這樣處理比較好。

　　王長江：那要看具體的情況。有的地方事情比較復雜，像四川大竹縣的事件比較簡單，就是應該處理的沒有及時處理，結果引起百姓對政府不滿。有時可能是雙方的因素造成的，由于體制本身不健全，信息不對稱，可能百姓會有一些誤解。由此引起的事情，黨委政府可能有一定的問題，對有關負責人進行處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應松年：《公務員法》里也有這樣的規定，公務人員對違法案件應該查處的不去查處或者不認真查處，那也是違法的。這件事情就對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做出了停職的處理。按照法律規定辦案，這樣做我相信也能夠迅速平息群體性事件。所謂公平就是要依照法律規定辦案，法律是最大的公平。

　　《民主與法制時報》：群體性事件體現出一些基層干部水平不高，化解矛盾的能力不強，它的矛頭往往指向與群眾有直接利益沖突的基層政府，政府應該怎樣解決這一問題？

　　毛壽龍：這個方面可以對基層干部做一些培訓。如果緊急的話，比較難處理的事件、發生重大事件可以請些談判專家來處理這種事件。黨員的先進性教育活動應該會有所幫助，不過，它主要還是政策學習作用，起一個輔助的作用。

　　王長江：從具體的事情本身來說，可能有干部要提高水平的問題。從更大的范圍來講，可能就不止提高水平的問題了。這就需要設置一種合理的制度，他不提高也得提高，不學習也得學習，不和百姓聯系也得聯系，自然就好得多了。

　　應松年：那當然了。對百姓來說，政府工作人員態度就是政府的態度。實際上，這件事情是政府里面某個人干的，但是百姓把它看成是政府干的事情，而不是一個人干的，不管具體是誰干的。對百姓而言，政府是一個整體，所以才有這么大的權力。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處理好這種事情。群眾如果覺得政府的行為做的不符合法律，可以提出訴訟，還有一些其他的渠道。這一套制度實際上都是針對事發以后的制度，是事后救濟制度。比如說事情發生了，可以按照有關法律規定提出信訪，可以向有關機關提起行政復議、提起訴訟來解決問題，那么就可以不參與群體性事件。法律出臺之后要具體實施，不要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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