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8日電 今天的檢察日報刊文引述一位北京市的話說：“我心態的平靜程度是與政府信息公開的程度成正比的。”文章說，“非典”讓人們重新審視生命意義的同時，也讓人們比以前更熱切呼喚信息公開、知情權的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李林教授說，從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獲得的最大啟迪是，證明了民知多而不亂。按照原先的政府管理思想，認為民眾知道多了，就會引起社會不穩定。結果證明，民眾知道越多，行為越理性。

　　文章說，“非典”期間，人們看到政府信息一步步走向“陽光”。事實證明，因為公開，民眾對“非典”高峰期每天攀升的病例并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恐慌，而且對政府的信賴度漸漸回升。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一項調查表明，4月20日之前，北京市民平均給政府打46分，4月20日后上升到74分，60%的市民對政府的信賴度提高。

　　“讓媒體和公眾參與，最大限度實現公眾的知情權，應該成為未來政府管理的一個新形式。這種方法可以舉一反三，運用在反腐等社會事務中。”李林說。

　　國家行政學院袁曙宏教授則感嘆：“公眾對知情權的需求從未這樣強烈過，知情權對政府的要求從未這樣高過。”

　　袁曙宏說，“非典”給政府上了一課。政府應該知道現代社會信息渠道多元化，信息是瞞不住的；也不能瞞，公開是政府運行的原則，是建立誠信政府最基本的要義。

　　文章指出，在立法上，中國對知情權的保障增加了新的內容。繼1989年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后，不久前出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國家建立突發事件的應急報告制度、舉報制度、信息發布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對突發事件，不得隱瞞、緩報、謊報或者授意他人隱瞞、緩報、謊報。

　　袁曙宏指出，知情權是聯合國1946年人權公約規定的基本人權之一，已被很多國家寫進憲法，目前中國憲法尚無此規定，應該把中共十六大報告中說到“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干部選拔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擴大到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同時要高層次立法，比如修憲時把知情權明確寫進憲法，更好地保障公民獲得知情權。

　　文章指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久后將會出臺。袁曙宏還希望將來條件成熟，能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法》，把知情權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高度。

　　另一方面，媒體成為“非典”時期安定民心的一個重要載體。各類媒體刊發了很多與“非典”有關的信息，內容豐富，包括醫學知識、心理咨詢等，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影響。文章引述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評價說，“‘非典’給中國媒體改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說創造了一個奇跡。”

　　喻國明認為，一開始媒體無所作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權發布疫情信息的衛生部門與作為發布載體的媒體之間渠道不暢。“非典”過后，應該考慮理順傳播管理體制，使之責任化、法制化。

　　對于如何保持報道合適的“度”，喻國明亦指出，媒體應該要以受眾為本位，根據“非典”的預警、應急、善后的不同階段進行多方面、立體化報道，當好受眾的“信息管家”，而不是簡單提供信息。(作者：林世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