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科技部的“錢”世“金”生

　　財政資金屬于公眾 媒體吁消除公共資金權力魅影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一個可能的改革摹本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科學界的一批頂尖人士在《自然》“中國增刊2”中撰文指出，科技部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一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中國每年大約有1000億元左右的科技經費投入，其中約150億由科技部來支配。由于行政官員對科技經費分配很難按項目本身優秀程度來確定，使得科技經費浪費與貪污情況無法避免。與此同時，大量科技人才為了爭取科技經費，不得不繞著行政人員轉。因此他們建議，將科技部管理科技資金的功能轉移到相對較為獨立、所受行政干擾較少、評審較為公正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部門。

　　此次來自《自然》“中國增刊2”的集中“發難”傳達了這樣一種信號，關于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探討目前已經集中到科技經費主導權這一核心問題上——誰來決定花錢，花什么錢，誰來花，怎么花。

　　此次圍繞經費權的專業與行政之爭，不管其最終結果如何，有一點毋庸置疑：行政主導型的科技經費運作體制必將迎來變革，專業精神、程序公正和透明原則將日益成為主導力量。

　　激辯科技經費主導權：行政VS專業

　　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經費分配機制，最大程度地減少行政管理人員對研究項目是否入選的干預，是吸引研究人員的最重要因素

　　正在緊張制定建國以來第八個科學中長期規劃綱要的中國科技部最近頗感尷尬——來自中國科學界的一些質疑之聲，正在對他們的這種規劃權力本身形成挑戰。

　　11月18日，知名的英國《自然》雜志以“中國之聲2：與時俱進”的增刊形式，對中國現行科學管理體制進行了集中闡述。增刊由8篇文章組成，17位中外華人科學家撰寫，主撰者多為中國本土科學家，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

　　8篇文章涉及了由科學管理體制到人才環境、科學不端行為、大科學與小科學的區別等科學管理問題的方方面面。

　　發難科技部“行政之手” 8篇文章中，尤以《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一文措辭最為強烈。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科技部的權力之大，已嚴重制約中國科技的進步。

　　本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饒毅、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魯白和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

　　文章認為，科技部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一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由于人際政治在科技界仍起著主導作用，行政官員對科技經費分配很難按項目本身的優秀程度來確定，使得科技經費浪費與貪污情況無法避免。與此同時，大量科技人才不得不繞著行政人員轉，“只要科技部繼續管理大量經費，就難以避免庸才繼續影響或統治科技前沿人才。”

　　除此篇文章外，在另一篇由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何士剛研究員撰寫的《良禽擇木而棲——談中國科學研究中的人才政策和人才環境》一文中，亦有涉及科學經費問題的尖銳說法：“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經費分配機制，最大程度地減少行政管理人員對研究項目是否入選的干預，是吸引研究人員的最重要因素。在這方面，國家科學自然基金委近年來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數研究人員的支持和好評。但自然基金委只掌握著整個研究經費中很少的一部分。增加自然基金委經費的比重，或要求其它管理部門向自然科學基金委學習，在項目評審時采取引進國際評委、嚴格區分申請人員和評審人員等措施，將會有效改善中國的科技環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何士剛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文章在發表之前，并未與其他作者有過任何溝通。這次集體“發難”，是無意之中的巧合，“相信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認為，科學的事情應該由科學家來決策。”

　　鄒承魯院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也表示，文章雖然最近發表，但對于科學管理體制的想法并非他首創，而是“老早就有”，最早可追溯至文革之前——1957年，錢偉長、曾昭倫等科學家，曾向當時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了《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提出由“科學家來領導科學”，但被批判為“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錢偉長等科學家也被打為“右派分子”。

　　文革結束以后，鄧小平復出，召集30位科學家座談，鄒承魯院士是與會者之一。科學家們建議恢復高考，并恢復文革中被解散的國家科委，建議均得到采納。

　　在鄒承魯看來，彼時的科委，“體制比較好，比較超脫，是一個綜合協調部門，根本沒有管具體的錢”，所以此次撰文建議科技部轉移科技資金管理的功能，也并不唐突，只不過是“回到過去科委的功能”而已。

　　中長期規劃成導火索

　　意見的強烈表達，與《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即將出臺關系密切。

　　饒毅等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國家新的中長期規劃制定之時，尤其應該注意科學管理體制的轉變，“建立良好的科技體制，讓中國國內優秀科技專業人才發揮創造性，專心在他們的專業上作出成就，是比具體科技大課題更重要的課題。”

　　此次《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實施時限，從2006年到2020年。

　　《中國新聞周刊》從科技部有關部門了解到，自2003年3月開始確定的這個規劃，編制工作于今年8月底全面啟動。國務院成立了規劃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20個相關部門作為成員單位參與了規劃的制定。知情人士介紹，僅僅本次規劃制定的調研等費用，即達6000萬元到8000萬元。

　　目前，規劃準備工作正在緊張進行當中。科技部規劃局最近一直加班，準備工作到年底結束，明年上半年會頒布結果。

　　新規劃共有20個大課題，有些項目資金可能達100億元左右。總的規劃資金項目，可能達千億之巨。這一額度以國際水平看，都堪稱巨資。僅其中一個課題就超過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年度經費的總額、甚至超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總經費。

　　數千億的資金，“一旦看不很準，就容易出現問題。所以才有這樣一個建議，”鄒承魯院士說：“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自然科學是不能規劃的，技術發展規劃可以，但也不能叫‘科學技術規劃’，其實所有自然科學都不應該做規劃，應該鼓勵科學家進行自由探索。”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中，原子核結構和DNA結構的闡明都是偶然的，是“科學家好奇心的結果，而非規劃得來。”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院士郝伯林是1977年全國自然科學長遠規劃中物理學規劃總綱的起草人。他對《中國新聞周刊》稱，“兩彈一星”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結果，不能轉移到現在的科學規劃中。

　　“特殊情況和特殊時間的專項項目(規劃)，不能常規化。當年周恩來總理主持的‘兩彈一星’也是專項而非常規性的。一旦有常規化(規劃)，就會造成沒項目也要上小項目，小題目會變成大題目，結果并不是真正為了滿足國家的需要。”

　　郝伯林在給《中國新聞周刊》傳來的《對國家中長期規劃合技術發展的一些意見》一文中，還提到“規劃和管理部門的通病是不斷追求新名詞、新方法，而不愿意幾十年如一日地改善科學和教育的大環境和支撐體系(infrastructure)。”

　　這些科學家們提出，鑒于資助大課題的高度風險性，建議將部分大課題經費轉移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其它部門，由它們再到不同領域接受大、中、小型課題的提議，并進行競爭性評審。

　　但是很遺憾，在饒毅等人的文章敘述中，事實正與此相反。“中國的中長期規劃中許多大課題的提出，是少數行政人員指定少數專業人員經內部討論形成的，課題最后提出時沒有真正的競爭，而是科技界少數人進行學術政治的結果。”這一切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之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劉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