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楊振寧的2004年，他徹底完成了從科學家到公眾人物的身份轉換

　　在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近半個世紀后，楊振寧再次成為轟動的新聞人物。

　　2004年是他回國定居的第一年，他來到清華大學給他準備的兩層小樓中頤養天年，他給這個小樓起名叫“歸根居”。是的，他選擇了此時回國。他沒有像錢學森和鄧稼先一樣，選擇在半個世紀前中國最困難的時候回來，幫助中國造原子彈。那么，他對當今中國的貢獻又是什么呢？

　　2004年，82歲的楊老先生做了兩件大出風頭的事情。

　　不要把人道與天道摻合在一起

　　從整個年度來看，由楊振寧掀起的最大的一場討論是他對《易經》與中華文化關系的質疑。

　　在9月下旬北京舉行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楊振寧在《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的報告中說，《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楊振寧認為，近代科學的思維方法有兩條路，一條是歸納法，一條是推演法，近代科學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而發展的。而受《易經》影響的中華文化只有歸納法，沒有推演法。

　　他說，在中華文化里，“天人合一”的觀念把自然跟人歸納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復雜的現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復雜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要把它們合在一起。

　　楊振寧的觀點引來“磚頭”無數，在被大量國學、易學專家指出很多“常識性錯誤”后，一場“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討論終于爆發，甚至推動了捍衛中華文明的《甲申文化宣言》的出臺。事實上，楊振寧可能不知道，他傷了許多人的心。近些年來，中國人對《易經》以及由《易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推崇已到了極致，不少人論證出，《易經》包羅萬象，總結了從計算機二進制語言到量子力學的一切現代科學規律，是西方現代科學的鼻祖。藉此中國不僅可以在文化上超越西方，并且還可以在科學上超越西方。

　　因此，楊振寧說出有損《易經》的話來，就好像他已不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中華文明的“離經叛道者”了。

　　而楊振寧引起的更大爭議，是2004年12月，隨著一段多少有些“驚世駭俗”的黃昏戀情浮出水面，他終于從一個眾所推崇的科學家，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眾人物。不管懂不懂物理學，懂不懂《易經》，只要是中國人，都在談論楊振寧。而楊和他那位以他為碩士論文課題的28歲女朋友卻保持著科學家的一貫冷靜，再一次把“天道”與“人道”分開。

　　但中國公眾認為高等動物的生理需要或感情需要就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這更是一次對中國傳統禮教文化的嚴重背叛──如此不顧身份，如此違背倫理，如此有悖五常，因此又一次招致了大批的“磚頭”。道學家們把他與默多克相比，總之是認定楊老先生不再是我們黑頭發黃皮膚的一分子，他太“西化”了。

　　心中的道德與頭頂的星空

　　有著一顆純真中國心的楊振寧一定感到委屈。一個月前，在山東大學做客時，他還在高唱父親教他的歌:“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雙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峨峨昆侖……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而在此之前,他曾點名批評李柱銘，指其當時到美國參議院“作證”的行為既不應該,也不明智,有害于香港。面對千余名赴京參加“全國臺聯2004年臺胞青年夏令營”的臺灣大學生，楊振寧則動情地說:“哪位如果再到北京來參觀,我建議你們到盧溝橋去看看,因為盧溝橋是日本人攻打華北放第一槍的地方。”

　　楊振寧沒有想到的僅僅是一點：東西方文化會在21世紀仍有那么大的沖突。在1957年的諾貝爾獲獎感言上，他曾自信地說，我是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沖突的產物，我愿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傳統為驕傲，同樣地，我又專心致于現代科學。

　　但對于現代科學，以及對于催生現代科學的西方文明，中國人自有一番認識。中國媒體總結出的中國2004年科技突破，其實主要是一些工程技術，媒體稱都是“看得見用得著”的發明，而它們幾乎都與提升民族自豪感有關系。而西方媒體評出的2004年國際科技突破，基本上卻是至少在眼下“看不見也用不著”的，比如火星上發現水、發現史前矮小人種、原子凝聚態研究、垃圾DNA研究、成對脈沖星的發現、識別水中肉眼難辨的生命形式等。這也許便是楊振寧稱道的“天人不合一”。而他本人的那個諾貝爾獎，當年更是“看不見用不著”的──在中國，說得清宇稱不守恒的人至今也沒有幾個。

　　楊振寧歸來，解決不了中國人文與科學分裂的問題，也拯救不了中國人的科學理性危機。中國的文化學家和文學家仍然是中國最大的科盲部落，而中國的傳統科普人仍忙著與科學文化人爭論誰代表正統。2004年的中國，需要的不是諾貝爾獎，而是創造諾貝爾獎的土壤。不知道楊振寧的“反叛”能否引發耕耘，這關系到楊本人的一個預言的實現:中國在21世紀變為世界第一強國，而這需要真正的科技。

　　但事實上，有一點還需要提醒：在頂尖科學家風光無限的時候，在楊振寧們可以隨便說這個做那個的時候，中國大多數的科學家還在為了生存和溫飽、為了房屋和職稱而工作，一旦沒有課題支持，他們的生活將無所依賴，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要冒著名譽風險動上一點額外的小心思。而據中國科協上世紀90年代統計，中國的“算命工作者”的數量是中國科技工作者數量的一倍，他們都還要靠《易經》占八字吃飯。

　　自然了，這樣一來，許多人既顧及不到心中的道德，更不會去看頭頂的星空，從而也就無法進入楊振寧“老夫聊發少年狂”、只知天道不知人道的忘我境界了。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