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6日電 作家馮驥才近日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認為經濟發展對年俗保護有負面影響，這是偏見。保護好不好，這是有沒有眼光的問題，與經濟發展水平無涉。歐洲許多經濟發達國家，民族習俗保持得特別完整地道。

　　作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作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尤其是作為一個以創作民俗和地域文學見長的作家，馮驥才近年來把主要精力用于調查民間文化現狀、搶救民間藝術、宣傳民俗文化。

　　馮驥才說，跟以前家家戶戶貼春聯相比，春聯的整體水平確實大大降低。有幾個方面原因。首先是家居形式發生變化。以前的對開門適合貼春聯，如今是單開門，加上防盜門，沒有掛橫批的地方，不適合貼春聯。其次，審美標準發生變化。春聯這種紅紙黑字的傳統樣式，與現代家居氛圍不搭配。再其次，以前的春聯，人們不是自己寫，就是求會寫字的人寫，現在都是買現成的印刷品，沒有了個性，創作的快樂和藝術的講究無從談起。最后也是最重要最需要引起重視的原因，是人們對文字的興趣越來越小。

　　中國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語言文字，而中國的語言文字最講究的是單個字的運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字字珠璣。因此，以前寫春聯，講究平仄合韻，講究意境雋永、文字精美。每一副春聯都是文學創作，人們“相比成風”，以此為樂。可是，當下的生活形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傳播速度更加重要，春聯的文學性越來越弱。對文字美的淡漠，是潛在的文化危機。這個問題太沉重了。

　　馮驥才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養育不同的人。我認為，北京是精英文化城市，所以出梅蘭芳、齊白石；上海是商業文化城市，所以出周璇和張愛玲；天津是市井文化城市，所以出馬三立和駱玉笙。作為精英文化城市的北京，無論畫一幅好畫，還是寫一出好戲，都是單純的文化創造。而市井文化注重生活和生活文化，民俗就屬于生活的文化創造。在生活中，人們按照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進行，形成民俗。比如，在許多城市上個世紀90年代初停止放鞭炮時，因為市民生活有需要，天津選擇了限時限地限種類燃放鞭炮，這一年俗沿襲至今，使過年有個高潮。民俗的養成，不僅有生活情感，而且需要文化創造。天津的民間藝人多，努力把傳統形式改變得跟當下審美銜接起來。他們做出的剪紙和吊錢拿到市場賣，絕大部分買主是年輕人。電腦屏幕上貼上一個小小的“福”字，多有裝飾性。(劉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