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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昨日表示，將會向立法會提交退休公務員轉職安排的檢討建議，傾向將首長級公務員的最新就業資料，包括退休前的職位、新公司的名稱、業務性質及政府批準的理據等加以公開，公務員工會則批評此舉有侵犯個人私隱之嫌。近期香港有關官商勾結的爭議，已引起公眾極大的疑慮，加上不少退休高官，均成為大財團爭相羅致的對象，加強轉職安排的監管已是不能回避的當務之急。

　　若單從理論上而言，當退休高官轉職私人機構后，他們涉及的職責和業務已是個人活動，因此屬于個人私隱的范圍，應該受到法律的保障，這驟聽起來好象很有道理。但與普通市民不同的是，高官同時亦是公眾人物，參與政府重要的政策制定和推行，退休后的一言一行，皆有可能繼續影響公眾利益。他們轉職后參與的私人業務，若不能光明正大地公諸于世，實難免令公眾平添不必要的疑慮。

　　與此同時，高官亦是社會上有民望和地位的一群，甚至具有領導民意的角色，公眾對他們的品格和道德標準，自然亦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俺缘孟挑~抵得渴”，高官既然擁有相應的權力和地位，亦難免要接受更為嚴格的監察。

　　更重要的是，高官退休后仍享有長俸的保障，雖然已經再沒有公職在身，但卻依然由公帑支付生活所需，單從這點看來，高官退休后的活動就有必要繼續接受監察。事實上，目前公務員的長俸制度，目的就是確保高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令他們生活不憂所需。因此高官退休后實在毋須急于尋找新的生計來源，甚至連“過冷河”的期限都等不及。

　　近期鐘麗幗事件引發廣泛關注，正好為政府、商界和公眾提供一個機會，對合理的政商關系作出更清晰的界定，讓制度的公平和公正性得到彰顯。

　　無論是延長“過冷河”的時間，又或是披露高官的最新就業資料，加強轉職安排的監管已是不能回避。只有政府做到能讓公正得到昭示，退休高官和商界能夠有所依循，讓合理的政商關系得以建立，如此才能取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亦只有如此，日后退休高官轉職私人機構，亦可減少后顧之憂，不用再面對公眾對其是否有利益輸送的質疑目光，對各方面來說皆是一個多贏的結果。(摘自香港成報社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