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企業家》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企業家》。)

　　《中國企業家》雜志關注中國企業界最后的“莫希干人”這個現象，我覺得非常具有人文色彩，這涉及到社會怎么安排臨近職業生涯終點的企業家。

　　我個人認為，社會應該學會寬容，因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始終是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的企業家是改革成本代價的重要載體，他們為改革開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再大的代價莫過于生命年華，現在國家卻不給一點應有的回報，我認為于情于理于宏于微都是不妥的�，F在關鍵是對他們的價值如何計價。

　　有的人認為憑什么給他們，他們第一桶金的基礎是國家的資本，即使向銀行貸款也是因為他是國有企業銀行才貸給他，并不完全是基于對他們個人人力資本的認定。我想這并不是沒有道理。因此作為企業家個人來講，應該感恩政府、感恩社會，感恩人民，不能把所有的功勞都記在自己頭上。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國家社會反過來是不是也應該感恩企業家呢？沒有這么一批敢于承擔經營風險、敢為天下先的勇士，中國的經濟改革能走到今天這步嗎？要看到難以計價的那一面是什么？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往往是可以計價的，不能產生購買行為的那一部分難道就沒有價嗎？比如說今天我們一提起海爾，你固然可以不買海爾的冰箱、洗衣機，但是你沒有享受海爾提供的無形資產嗎？當外國分析評價中國的時候，他們以海爾、TCL、華為這些企業來認知中國，進而引起資本牽動，這些企業難道沒有牽引作用嗎？這個價值是外溢性也是無法度量的。企業家身上有一些東西是可以計價的，但是更多的東西是讓每個人都可以享用的，而后者也許更加昂貴。學者是這樣，企業家也一樣。

　　由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應該對企業家適當慷慨一些？我認為給予他們一定的人力資本產權回報或者別的激勵一點都不為過。像張瑞敏這樣的企業家，給他一個億、兩個億過分嗎？一點都不過分，你給他就等于給社會,你今天給了他就等于給了將來。在分析這些事情的時候都需要有一種透視能力。畢竟我們對市場經濟不熟悉，我們對人的價值的發現并不是像西方發達國家那么有經驗。

　　我感覺2004年以前的輿論環境還不像現在這樣形成了一股“仇富”合力，如果公眾這么想，政府更有理由漠視這一切。這是很不好的現象。我認為國資委把握得還是比較準確，沒有受到很大的干擾：第一肯定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第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我認為現在給企業家價值定價這個問題很復雜，基本是每個企業都有各自不同的狀態，有的人貨幣激勵不那么理想，但其他方面的獲益很大。我認為應該把激勵單一化，要不然永遠無法準確地定量。在定價時，對企業家來講有一個談判能力的問題。對于地方國資委來講要做到從實際出發，以解決問題、調動企業積極性為基本目的、以解放生產力為基本目的。做不下去就意味著改革夭折，國有企業原來的資產價值都會不斷下降更不要提保值增值了。

　　我覺得我們社會總體上對企業家價值的估量偏低，另外對財富的社會性、企業收益的長期性沒有認識清楚，所以老盤算他們是不是侵吞了，他們是不是多占了。其實給他們之后，誰多占了？社會多占了。

　　總體上，我們贊成參照MBO的方式讓經營管理層有一定的股權分配，同時引進戰略投資人，以及其他投資主體或者產權主體，真正形成一種混合經濟型的企業，各股東相互制衡，這樣會更好一些。

　　大家現在注意到一些知名的公眾人物的不太好的命運，實際上大量的沒有進入我們視野的企業都已經悄悄地做完了改制，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的創始人也分享到了一部分股權。我們一定要看到中國整個產權制度改革獲得了突破性進展，不見得每一個企業家命運都很糟糕。我們也相信，已經經受了市場經濟相當一段歲月歷練的中國社會，也一定能夠拿出充滿中國文化智慧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肯定要解決的，不解決是不可能的。我想應該在三五年內，不會太長，拖不長，越往后越難。一個健力寶已經把我們傷得很重了。

　　稿件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王忠明(作者為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本刊根據采訪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