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謝晉，想起作家余秋雨在《足跡》一書中的一段話：“回想一下，在這風風雨雨的半個世紀中，在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沒有謝晉，一大批中國人如果沒有《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等等電影可看，那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失落？在我看來，評論謝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早已成為當代中國人集體審美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的確，謝晉導演的電影幾乎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這些經歷千辛萬苦創作的電影，足足影響了幾代人，創造過1.7億人次的收看率。

　　藝術高于生命

　　談到電影創作，謝晉娓娓道來：“我的創作信念是藝術高于生命。我深信每一部影片必然要傾注導演最大的激情，這是藝術家人品修養的結晶，也是一次生命的燃燒。”

　　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因非典還沒有解禁，謝晉因病在上海剛剛出院。這時，他非要來北京與有關方面商談《我的母親與末代皇帝》劇本修改一事。有人勸他待北京解除疫情后再去，但他主意已定，毅然登上了飛機。

　　《我的母親與末代皇帝》講的是與溥儀離婚的李玉琴的故事。他說：“這部片子反映的是偽滿洲國的那段國恥，今天的年輕人對歷史越來越淡漠了，所以，拍這部片子是件大事情。”謝晉堅決主張打磨劇本一定要到生活中去。于是，耄耋之年的他，冒著零下20多攝氏度的嚴寒趕赴長春，到偽滿皇宮里感受當時的環境，察看李玉琴當年住的房間，還訪問了李玉琴的兒子。當年為了溝通李玉琴與溥儀的感情，監獄破例讓溥儀與李玉琴同住了一夜，在那間臥室里，謝晉駐足了很久，還找來了監獄最老的管教介紹當年的一些細節。

　　金杯、銀杯不如口碑

　　要說謝晉得過的獎，真可謂不勝枚舉。但是有三個獎鮮為人知，這就是“全國先進體育工作者”、“上海婦聯摯友”和“全國五一勞動獎章”。謝晉對這三個獎一直津津樂道：“因為我拍的有關中國婦女的影片很多，比如《女籃五號》、《舞臺姐妹》、《紅色娘子軍》、《秋瑾》和《芙蓉鎮》等，所以婦聯的同志說應當給謝導頒一個獎，這就是那個‘上海婦聯摯友獎’”。“我是搞藝術的人中惟一得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人，我把它視為觀眾給我的最好獎勵”。謝晉認為，金杯也好、銀杯也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常常碰到很多觀眾對我說，謝導，我是從小看著你的電影長大的，我太喜歡你的電影了，我深深感到這話對我的激勵比捧一個獎杯還重啊！”

　　拳拳父子情

　　謝晉的電影以情動人，博得了無數觀眾的淚水。然而，他在兒子身上表現出的濃濃父愛，卻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作為普通人的豐富情感。他的兒子小名叫阿四，是一名患有智障的殘疾人，多年來因謝晉的悉心照料而享受到了很多樂趣。記得謝晉赴美拍《最后的貴族》時，拍完戲別的什么都沒買，只選購了一只滑稽的洋娃娃。謝晉說：“阿四不會玩積木、拼版等智力玩具，但這只洋娃娃我只要用手一捏就可以把兒子逗樂。”為了讓兒子的早餐有營養，謝晉還學會了磨豆漿，一有空就老子加黃豆，兒子推石磨，頭靠頭，手把手，父子共同上演一出“雙推磨”。呆傻的阿四曾離家走失過好幾次，這可急壞了謝晉，又是報派出所又是登報尋人，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后來謝晉想了一個妙招：在兒子身上掛塊小牌子，寫上“我叫阿四，是謝晉的兒子，家住XX，電話XX”。從此，阿四再也沒有走失過。

　　謝晉的拳拳父子情深深感動了人們，人們推舉他為中國殘聯副主席。謝晉把父子情化為對天下所有殘疾人的關心，他執導了電影《青春》，展示了聾啞人的生活片斷，又拍了電視劇《啟明星》，描寫了一群低能兒童如何在人情感化下享受人間的溫暖。

　　房寬不如心寬

　　晚年的謝晉不喜歡人們稱他謝老，他說：“我喜歡別人叫我謝導，而且我現在也不感覺老，平時我并沒有為了健康而去刻意追求什么，我主張生活中順其自然，信奉‘房寬不如心寬’。”

　　謝晉說，德國哲學家康德有句名言：老年人要向青年人一樣高高興興！青年人好比百靈鳥，有他們的晨歌；老年人好比夜鶯，有他們的夜曲。其次是不賣老。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作為我們老年人自己，不能吃老本，應廣泛結識年輕人。三是不服老，年紀大小本來是相對的，老年人應該拋棄一些暮氣和自卑，以年輕的心態去擁抱明天、擁抱生活。

　　謝晉小傳

　　謝晉，生于浙江上虞。1948年入大同電影企業公司任副導演。1950年始相繼在長江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任導演，執導影片20余部，多部作品獲國際獎項。1983年和1985年分別在法日南特三大洲電影節和美國舊金山舉辦回顧展，1987年被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接納為會員。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