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八日電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四月二十三日在亞非峰會上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時強調，要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三個政治文件，以實際行動致力于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日友好合作關系。為幫助讀者了解相關情況，今天出版的《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用《遵守中日間三個政治文件原則，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通欄標題，將中日間這三個政治文件一并刊出，并請親歷這些政治文件談判的三位資深外交人士王效賢、徐敦信和王毅解讀文件的談判經過、歷史和現實意義。

　　曾于一九七二年擔任周恩來總理翻譯、一九七八年擔任鄧小平副總理翻譯的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效賢，以其親歷《中日聯合聲明》全過程的史事說，眾所周知，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的焦點問題在于能否正確認識歷史和解決臺灣問題。

　　他說，在聯合聲明中，日方痛感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方從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出發，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從而結束了兩國的戰爭狀態。周恩來總理在歡迎田中角榮首相的宴會上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為解決臺灣問題，周總理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提出了“中日復交三原則”，并把承認這些原則作為中日復交的前提條件。

　　王效賢說，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首先重申了“充分理解”復交三原則，明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有關臺灣問題的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大平外相在隨后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還特別說明，“開羅宣言規定，臺灣歸還中國，而日本接受了承繼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條，‘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鑒于這一原委，日本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粉碎了“臺灣歸屬未定論”、“一中一臺”和“兩個中國”等謬論。

　　他回憶說，周恩來總理在最后一次首腦會談中高興地對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階堂官房長官說：“你們這次來是守信的，這是我們兩國和平友好的良好開端。我們重建邦交首先要講信義，這是最重要的。我們跟外國交往一向是守信義的，說話算數。中國有句古話：‘言必信，行必果’，你們這次來體現了這個精神。”田中首相回答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礎就是一句話，‘信為萬事之本’”。大平外相接著表示，“日本政府今后決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日本對臺灣決不應該有，也決不會有什么野心。日本和臺灣只維持民間往來和經濟關系，而且要在不影響日中關系的情況下進行。”

　　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中國駐日本大使，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會長徐敦信，在一九七二年條約談判開始時擔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經歷了條約談判、締約簽字、互換批準書和條約生效的全過程。

　　他在題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法律上鞏固政治基礎》文章中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由周總理設計、以后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同日本締約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聲明規定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二是雙方確認都不在亞太地區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第三國或國家集團謀求霸權。

　　他說，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在東京的日本首相官邸舉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此生效。鄧小平副總理和福田赳夫等出席了批準書互換儀式。在東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日本記者提出有關釣魚島的問題，鄧小平回答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他指出，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阻礙中日關系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系。他表示下一代比我們聰明，將來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徐敦信說，代表中國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上簽字的前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曾經說，條約是兩千年來中日關系史上第一個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條約，是基于中日關系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的歷史性總結，是真正反映了兩國人民意愿、維護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條約。這一條約既是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維護和發展中日關系的法律基礎。

　　現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的王毅在題為《“中日聯合宣言”確立新世紀行動指南》文章中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江澤民主席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日兩千年交往史上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日。作為訪問的重要成果，雙方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日聯合宣言》。如果說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解決了兩國邦交正常化問題，一九七八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確立了兩國關系的法律準繩，《中日聯合宣言》則在上述兩個文件基礎上，全面總結了兩國交往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為新世紀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指明了方向。

　　王毅說，《宣言》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首次確認中日關系對兩國均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從而明確了對方在本國對外關系中的重要地位，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提出了新的目標。

　　二是就正確對待及處理歷史和臺灣問題達成了新的重要共識。《宣言》中首次寫明，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系的重要基礎。日方則首次以書面形式承認對華侵略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在臺灣問題上，日方承諾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

　　三是明確中日關系已超越雙邊范疇，具有地區和世界意義，雙方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面負有重要責任。一致認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國際社會共同愿望。

　　王毅在文章中強調說，胡錦濤主席不久前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舉行會見，鄭重提出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的五點主張，體現了我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對三個文件的高度重視和開拓性發展。五點主張的核心是在新的形勢下仍應恪守三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關鍵是要把表態和承諾真正落實到行動上。我們相信，只要銘記文件精神，不折不扣地按文件辦事，兩國關系就能保持正確方向，就能克服困難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