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在巴金倡導爭取下成立的，巴金曾為此捐款15萬，并一直支持文學館的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巴金在“五四”時代是怎樣的一個角色？

　　傅光明：他首先是一個作家，他用新文學的形式，通過描寫自己體驗的大家庭，以這樣的視角來很好地呈現了時代；其次他是個出版家，他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時，出版了那么多好的叢書，長篇小說，包括他在出版上的一些作法一些嘗試，預付稿費，嚴格遵循版權制度，版稅制度，從來不克扣。他作為一個人的本分善良，體現在他作為出版家的方方面面。

　　他還是當時各種隱形沙龍的核心，靠他的親和力，自然而然組織很多文化人，他扶植了許多文學新人。當年他看到曹禺的稿子，含著眼淚一口氣讀完，破例全部一次發完。但他從不愿說是自己發現了曹禺，而曹禺卻一直到晚年還在說，“沒有巴金就沒有他”。

　　我們認識巴金不能只簡單地只看到他作為作家的一面，可以說，作為其他角色，巴金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巴金，您怎樣評價？

　　傅光明：從1949年以前寫《家·春·秋》的巴金，到文革以后寫《隨想錄》〉的巴金，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到每一段落，他幾乎都有與之相適應的作品。可以說，巴金是與時代同步的作家。我們看待巴金的作品需要客觀地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上去。

　　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巴金寫的慰問志愿軍的作品，用現在的標準看來太過直露，甚至有頌揚意識形態、歌功頌德的嫌疑。但是看一個東西要歷史地看。當時中國處在那樣一種情況下，志愿軍保家衛國，而巴金作為一個作家，他認為作家的職責就是該在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前線。

　　到了1957年反右，他的許多朋友被打成右派，他沒有說很慶幸自己幸免于難，而是真誠地覺得，他的朋友們真的思想有問題。在當時，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他可能會對他們說，你好好改造思想，但他作為一個善良的老實人，從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他可能軟弱，但他不狠毒，不奸詐。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也有人以死來抗爭的

　　傅光明：可以這么說，文革時的老舍和巴金正好呈現出知識分子對待精神壓迫不多的可選擇的方式中的兩種。一個就是老舍選擇的死，以死來表現他們最后的抗爭，一個就是巴金，正因為他的“軟弱”，他選擇茍活下來。

　　這真是軟弱嗎？我講一個細節，巴金被批斗的時候，在牛棚里不停默默地背誦著《神曲》，這不是反抗這是什么？只是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反抗的方法不同而已。死就一定代表抗爭，代表不軟弱，而生就是軟弱嗎？確實老舍、傅雷的死是對待精神壓迫一種直接的震撼的反抗姿勢，但是，要是沒有巴金“茍活”，他能在后來寫《隨想錄》，更全面地反思那段歷史嗎？生存本身就是抗爭。“軟弱”有時是一種策略。

　　中國新聞周刊：有一些人認為巴金在《隨想錄》里也是不夠有勇氣的。

　　傅光明：應該說每個人有不同的批判方式，我們可能在某些時候需要激烈的、革命家似的轟炸，在某些時候則需要策略一點的方式。上世紀80年代初巴金寫《隨想錄》的時候，國內都不給他登，只有香港的《文匯報》給他登，如果巴金一開始就采取激烈的抨擊，(當然以巴金的性格他也不會這么做)，但如果他這么做的話，當時的環境說不定連《文匯報》都不會給他登，連一個發表的空間都沒有。

　　應該看到，中國的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現在的環境已經是非常寬松了，你把自己放到那樣的環境里，即便你只是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你敢像巴金這樣公開主動的懺悔嗎？巴金先生這么做，正在于他有勇氣，他的初衷正在于“我先讓自己下地獄，我先反思我自己，在我曾經歷的地獄當中，我該在第幾層”。

　　我們不能只是因為他沒批判外部體制，就說他軟弱，事實上把罪過全部歸在外部因素不敢反思自己的人才是最軟弱的。而我們應當看到歷史的細節就是許多人細節組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巴金已經作了很好的歷史記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蔡崇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