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德：我這個人，不“左”也不“右”，我就按事物的規律辦事。

　　記者：你如何看待別人罵你？

　　劉忠德：第一不怕，第二還是不怕。前陣去澳門，還有一份右派雜志登了我的照片，有人開玩笑說，人家罵你“左” 呢，我一看，發現里面什么內容都沒有，瞎說一通。

　　另一方面，他坦承，在中國，宣傳部長、文化部長是所有部委官員中最難當的。

　　記者：您當了6年的文化部長，還擔任過中宣部副部長，曾經管理過意識形態工作，對這個工作怎么評價？

　　劉忠德：中國的中宣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像人們說的，和美國的國防部部長，原蘇聯的農業部長一樣，是各部門中最難當的官員。因為他涉及到要用什么樣的精神引導工作，國家能不能保持穩定，意識形態工作做得怎么樣非常重要。意識形態工作還涉及到國家的性質，國家要是變顏色，肯定是這個領域出問題，不是經濟出問題。

　　記者：您當文化部部長時有些什么原則？

　　劉忠德：你必須帶著問題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原著。當文化部部長，必須理論聯系實際，通過學習，來回答現實的問題，我剛上任時一般一個藝術門類要用一個星期去研究。文化圈很難對付，有人說寧帶千軍萬馬，不帶八百雜耍。別說搞文化的倚老賣老，以專家自居，就是司局長們，你要讓人家服氣，只有學習。

　　剛上任時，劉忠德對每個藝術門類都花上七天時間，把自己關在屋子里，聽看各種資料，并進行思考。

　　這些系列的思考學習決定了他任文化部長6年間的相關文化政策取向。比如，對音樂，提倡民族的和高雅的，不反對通俗的，通俗的要加以正確引導，有限度地發展輕金屬、輕搖滾音樂，反對重金屬，反對無調性音樂。

　　記者：怎么理解主旋律？

　　劉忠德：主旋律是包羅萬象的，可以用各式各樣的形式，只要是對社會有益的都是主旋律。

　　記者：你的前任中很多是作家，如賀敬之、王蒙，而你不是，你怎么看？

　　劉忠德：我們要寬容對待別人，像我的前任后任，不能說后任罵前任，或者前任要求后任一定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做，我只是文化部領導接力賽中的一棒，只要自己盡心就行，別人怎么跑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去干預。另外，在管理工作上，很難說，誰就是內行，誰就是外行。

　　“國家大劇院這事，我提過四點意見”

　　從個人經歷到國家文化大事，劉忠德幾乎沒有保留地悉數道來。在他任內，國家大劇院的上馬是一件大事。

　　記者：您本人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工業建筑和民用建筑專業畢業的，對國家大劇院的總體設計有何看法？

　　劉忠德：我現在還是國家大劇院領導小組的成員，但從開始到現在，我一次會議都沒參加。我想，領導小組里就我學過點建筑，參與設計討論的建筑專家不是我的老師就是同學，我去了不好。后來老是有人問我，你自己是學建筑的，怎么把大劇院搞成那樣，這個黑鍋我一直背著。

　　記者：國家大劇院上馬經歷了怎樣的決策過程？

　　劉忠德：大劇院開工建設之前，周總理爭取了38年。我剛到文化部時，就開始弄這事。當時全國人大想在這塊地上建人大常委會，后來沒成。到了1997年底，國家大劇院立了項。我去歐洲考察，回來之后我看到四條意見：第一，由北京市設計單位設計；第二，由北京市的施工單位施工；第三，作為國慶50周年的獻禮；第四，建成后歸北京市管。

　　這四條，我一條都不同意。第一，像這種國家大項目，要采用國際招標，國際招標倒不一定由外國人來做，而是便于掌握行情；第二，國家大劇院是國家級的，它的施工必須向全國招標；第三，像這樣一個工程，建成起碼要花5到7年，沒法趕在國慶50周年之前建成；第四，我建議建成后由文化部管。

　　后來的事，劉忠德說，自己就不管了。

　　出任國際儒學院院長是歸宿？

　　可以說，劉忠德的大半生在和文化打交道，他還是許多民間組織的負責人，在這些頭銜中，國際儒學聯合會常務副主席的稱呼，引人注目。

　　因為儒聯的關系，他又多了一個頭銜，受聘出任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院長。

　　記者：您又要和孔夫子“打交道了”，而以前孔夫子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樣高。

　　劉忠德：現在咱們國家和民族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文化和文化遺產是不容易的。

　　記者：有人提出，儒家學說的地位要得到提升，應該作為指導思想，您怎么看？

　　劉忠德：儒學界里，確實有人這么說過，但這是不行的。我們當今的社會雖然文化內容是多元的，但文化指導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做這個工作政治性很強，要把握住正確的方向。我們過去可能認為一些傳統文化是糟粕，今天可能恰恰是精華，儒學中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是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

　　至于出任儒學院院長是否是歸宿，劉認為不是。

　　劉忠德：只要我還能工作，就要做我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朝自己所認為的正確文化方向上努力。

　　這段時間，他和夫人牛靜共同創作的中國劇《天鵝湖》正在緊張的排練，“8月23日公演，以后還要到日本去演” 。

　　劉忠德：有的人說，年輕人是垮掉的一代，我說中國年輕一代是充滿希望的。他們思維敏捷，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強。當然也有問題，但是我覺得，最可怕的問題是年輕人在靈魂深處對傳統文化的疏遠，當然問題不在年輕人自己身上。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成立了一個華夏文化振興基金，讓民族藝術向青少年開放。今年暑假在北京的中山音樂堂將有100場音樂會和京劇演出。

　　2006年，華夏文化振興基金向北京市所有幼兒園捐贈了《黨的知識(幼兒版)》萬余冊。

　　他說，他喜歡年輕人，他們是國家的希望。

　　(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趙蕾；徐卓君、沈洪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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