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現在他們沒有墳墓，也沒有遺骸，甚至沒有一份榮譽。我們到底在為他們找什么？”

　　71歲的孫秀峰被肺心病折磨多年，每到冬天病痛更加猖狂。

　　她喜歡夏天。夏天，天氣好的時候，她總是坐在門口，眼睛望向院門。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右中旗的一個叫烏素圖的鎮上。此時是晚上，孫秀峰坐在火爐邊，懷里是一堆尺寸不一的帶有字跡的紙和一個小布包，里面是她父親的入伍通知書，它們在柜子里像寶貝一樣被珍藏著，見證著這幾十年來孫秀峰對父親的尋找歷程。

　　孫秀峰把它們一張張放進了火爐里，只留下那張通知書，“等我走后，把它放進我的棺材里”，她告訴坐在旁邊的三個女兒和已經78歲的老伴朱元。火爐里的紙都燃成了灰燼，孫秀峰哭了，他們也在哭。

　　1948年，她的父親孫耀離開了家，那個家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玫瑰營村。之后父親音信杳然。孫秀峰也尋找了57年。

　　父親參軍

　　1948年3月，孫秀峰13歲。父親孫耀因為幫村里人要賬而去了張家口。臨行時，孫秀峰送父親到門口，她不希望父親離開。4歲那年，她的媽媽去世了，繼母的苛刻讓她備感父愛的珍貴。

　　“在家聽話，我很快就回來，少則六天，多則八天。”這成了孫耀對女兒說的最后一句話。

　　幾個月過去了，孫秀峰的日子開始變得艱難，繼母告訴她，“你爸爸不回來了，你就得養著老娘。”那年夏天，她被送到繼母的姑姑家干農活，冬天農閑時，她被攆了出來。

　　父親走后的第二年，她被爺爺以一頭牛、十袋麥子的代價換給了烏素圖鎮的一個姓朱的農戶。這是位于內蒙古輝騰錫勒草原北部的一個小村鎮，隸屬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右中旗。

　　冬天，她和一個叫朱元的人結了婚，那年她15歲，他22歲。

　　孫耀的去向，孫秀峰是在幾年之后知道的。在張家口，孫耀被國民黨部隊抓了丁，不久之后，他又加入了解放軍，并開赴太原戰場。1949年1月，部隊給他的家里寄發了入伍通知書，當地政府還給孫秀峰的爺爺頒發了光榮軍屬牌。

　　但沒幾年，這個牌子被收回了。因為杳無音訊，有人懷疑孫耀叛變了。這讓孫秀峰的爺爺抬不起頭。他四處尋找兒子，但幾年下來沒有任何進展。

　　徒勞的尋找

　　1970年代后期，入伍通知書從爺爺傳到了孫秀峰的手里，她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過程。先是距烏素圖鎮60公里的察右中旗民政局，之后100多公里外的烏盟民政局，然后是張家口、北京、呼和浩特、濟南……

　　孫秀峰一直沒有停止過尋找父親的努力，盡管她一直在碰壁。

　　她只會說當地的“土話”，她不認識字。接待她的人聽不懂她的話，他們多是告訴她“都什么年頭了，我們找不到”，“你回去吧，我們慢慢找”……孫秀峰通常會從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手里接過一張紙條，然后按上面的內容去另一部門，然后再收到另一張紙條……

　　在張家口民政局，她拿著一張紙條出來，不認識紙條上寫的“收容所”三個字，直到去了那里。

　　在北京期間，為了找“國務院”，她見到環路汽車就上，轉了一圈后又在上車的地方下來。

　　在一個軍區的辦公室里，有人打開一個大柜子，指著里面密密擺放的檔案資料，告訴她這全是士兵的名冊，“這么多人，你要我們怎么找”。

　　“我們并不希望媽媽出去找”，大女兒朱美魚當時已經出嫁了，直到出嫁之前，她還沒有穿過襪子。家里異常窘迫，每次把豬、兔子、雞蛋賣掉之后，孫秀峰就出門了，少則幾天，多則一月。“當看到她把烙的面餅放在包里，我就開始反對，我知道她又要出門了。” 朱美魚說。

　　持續地尋找到90年代初，孫秀峰的身體開始衰弱，她無法再出遠門。

　　一個老兵的“紀念情懷”

　　2005年12月，孫秀峰的第五個孩子朱敏偶然在電視上知道了王艾甫，這個68歲的老人是太原市收藏協會副秘書長，10年來，他一直在尋找在解放太原戰役中犧牲將士的家屬。

　　那是一份記載著866個陣亡將士的名單，以及84封沒有寄出的陣亡通知——在太原戰役中，解放軍傷亡達1.5萬人。

　　朱敏嘗試著給王艾甫打去電話。她沒想到，在王艾甫收藏的《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里，赫然寫著孫耀的名字！

　　“登記冊”是王艾甫從舊書攤淘來的。那是1996年春天，在太原市南宮廣場，書販們把從各地論斤收來的舊書刊堆放在廣場上，王艾甫以3000元的高價買下它們，當時他每月的退休收入只有300元。

　　曾經當了20多年兵的王艾甫對陣亡的戰士有特殊的感情。這種特殊的感情源于援越抗美作戰。在赴越之前，他們在河北昌黎縣集訓，王艾甫認識了來自山西的張廣元，之后，兩人情若兄弟。1967年4月6日晚上，這個在笑時總露出兩個虎牙的小伙子犧牲在越南戰場，王艾甫親手埋葬了他。

　　復員后，王艾甫想去看看張廣元的家人，但在當地的民政部門他竟然查不到這個二等功臣。

　　“轉業時，我已經有了老婆孩子，搬家時還有兩車東西。而他現在只有那一小塊地方，在友誼關以南36公里的路邊。”王艾甫經常到烈士陵園，在那里遙祭犧牲的戰友。

　　因為這種情感，看著那84份沒有寄出的陣亡通知，他產生了為烈士尋親的想法。“每一個烈士身后都有一個家庭，我能想象他們悲痛思念的情景。”

　　從1996年開始，王艾甫開始了他的“尋親”活動。按照陣亡通知的地址，他一一往當地民政部門郵信，打電話。但大多沒有回音。

　　直到去年10月，新聞單位開始關注這份烈士名單，事情開始有了進展，陸續有烈士的親屬被找到。

　　兩張紙的相逢

　　“媽，我找到姥爺的下落了。”朱敏急切地給家里打電話。孫秀峰起初并不相信。

　　直到2006年4月15日，孫秀峰仍然懷疑著。那一天，七個孩子都趕回了家。包括呼和浩特的小女兒、北京的朱敏、包頭的三女兒。

　　她們在等待第二天——王艾甫到來。

　　一家人整夜未睡。孩子們發現喜歡念叨往事的母親變得話少了。

　　10點鐘，在已經望了幾十年的院門口，孫秀峰看見了幾個陌生人走進來。孩子們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來了”……

　　那是安靜的半個多小時。

　　孫秀峰張著嘴，干裂的唇抖動著，屋里可以聽到她那急促的氣喘聲，淚水沿著老人那一道道皺紋流淌著。

　　“在那半個多小時里，她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大家看著她，跟著一起流淚。”王艾甫說。

　　周圍是孩子們、78歲的老伴朱元，王艾甫坐在那里，還有幾個陌生人。看著他們，孫秀峰說的第一句話是：感謝政府！

　　孫秀峰從木柜里取出一個小布包。她一層層打開，在所有的布都剝開后，一張破碎發黃的紙露了出來，孫秀峰小心地把它捧到王艾甫眼前，這是孫耀的入伍通知書。頒發日期是1949年1月。

　　王艾甫帶來了《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把有孫耀名字的那頁，念給孫秀峰:孫耀，1948年12月30日入伍，犧牲時36歲，平時各項工作很積極，給房東挑水，戰斗上服從(命)令，很好。

　　孫秀峰用她那發抖的手觸摸著“登記冊”，在1948年3月，這雙手并不像現在這樣粗糙、蒼老。

　　王艾甫走后，孫秀峰病情突然加重，她的嘴張著，但無法呼吸，皮膚的顏色已經變紫。孩子們以為母親兇多吉少，朱敏則在自責——她后悔告訴了媽媽有關姥爺的消息。

　　孫秀峰被孩子們送到離家100公里以外的烏蘭察布盟醫院。

　　從醫院出來后，孫秀峰每次看到電視里的戰爭場面就會流淚，她告訴老伴，她的父親“可能就是被那些槍炮打死的”。

　　我們到底在為他們找什么

　　從孫秀峰家里回來之后的幾個月里，王艾甫遇到了困惑。他開始對自己“尋親”活動的意義產生懷疑——這跟他之后兩次再去烏素圖鎮有關。

　　第二次是在6月初。跟他同去的還有太原市民政局人員。在烏蘭察布盟民政局，一名優撫科(貫徹《軍人撫恤優待條例》的工作人員問王艾甫，“你跟她家什么關系？”這讓王艾甫覺得詫異。

　　之后在孫秀峰家里發生的事情同樣讓王艾甫意外。

　　同來的烏盟民政局的人不愿意上前慰問孫秀峰，大家合影時他也拒絕參加，說“別別別，等我們以后落實了再說”。

　　“我不知道落實什么。即使現在沒有烈士稱號，至少他們是軍屬，你不該看看嗎？按照中國人的良心說，她是一個病人，你至少也應該說兩句話啊！不，他沒有去做。”王艾甫感到了失望。

　　7月10日，王艾甫第三次來到內蒙古，因為要申請革命烈士稱號必須在犧牲者所在地或家屬居住地，隨行的還有電視臺記者。

　　王艾甫和朱敏一起來到烏盟民政局優撫科，他們拿著太原民政局為孫耀開具的在太原戰役中犧牲的證明、當地政府開具的孫耀與孫秀峰的父女關系證明，還有孫耀的入伍通知書和陣亡登記表。

　　“憑這幾樣材料，再加上電視媒體在場，我以為事情會好辦。但他們不讓記者拍攝，并喊著要記下記者車牌。還說我們是吃飽了沒事干，凈給他們找麻煩，”王艾甫說。

　　朱敏看到，在王艾甫憤怒地說出一句粗話后，一個優撫科人員開始動手打他。

　　“一人當兵是全家光榮、全村光榮、全廠光榮，楊利偉‘上天’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光榮，為什么他們不想要這個榮譽！”在太原市文廟附近的一家飯店里，68歲的王艾甫流下了眼淚，之前找到那些烈士家屬時的快樂，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現在他們沒有墳墓，也沒有遺骸，甚至沒有一份榮譽。我們到底在為他們找什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何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