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的戰(zhàn)略指導是紅軍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關鍵。戰(zhàn)略指導正確與否，影響戰(zhàn)爭進程，決定戰(zhàn)爭成敗。“左”傾教條主義者實行錯誤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使紅軍處于極其被動的局面，幾乎斷送中國革命。第五次反“圍剿”中，我們紅三軍團死守廣昌這扇大門，與敵拼消耗，一萬二千人一下子傷亡二千七百多，銳減近四分之一。光我們第四師十團，就補充了三個新兵團，最后都打光了。所以，彭老總痛斥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痛”。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為掩護中央機關渡過湘江，我團堅決執(zhí)行“不為勝利者，即為戰(zhàn)敗者”，“不顧一切犧牲”、“開辟西進的道路”的命令，在界首、光華鋪一帶架設浮橋并堅決扼守該地，又付出了重大傷亡。遵義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長征初期紅軍受到損失的教訓，糾正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是歷史性的選擇，使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得以轉危為安。我們這些基層干部大約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區(qū)后才聽到傳達的。在此之前，我們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心存疑惑，感到還是毛主席領導我們打仗痛快，為什么毛主席還不來指揮我們？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后，埋藏在心中的疑團就解開了，感到紅軍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沉重的腳板似乎也變得輕快了許多。一直處于被動地位的弱小的紅軍，終于掌握了戰(zhàn)場上的主動權，牽著國民黨追剿軍的鼻子走，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一系列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勝利。為什么會有這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關鍵是戰(zhàn)略指導的正確。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地分析敵情、我情、地形諸因素及其發(fā)展變化，揚長避短，因敵而動。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的嚴重失利，就是戰(zhàn)略指導上不顧客觀情況的變化，囿于本本，教條式地指揮，結果必定吃敗仗。紅一、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中央與張國燾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發(fā)生分歧。這也是關系紅軍前進方向的重大戰(zhàn)略問題。北上之所以正確，南下之所以沒有前途，根本的在于形勢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高舉北上抗日的旗幟，將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靠近抗日前線的川陜甘地區(qū)，在解決主要矛盾方面有所作為，才是惟一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才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從長征前后歷史的對比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戰(zhàn)略指導藝術的“運用之妙”，深切地體會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指引人民軍隊以弱勝強、克敵制勝的法寶，它集中體現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等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基本經驗。長征勝利乃至整個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從根本上說，就是我們黨不拘泥已有的經驗，不固守教條，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勇于創(chuàng)新，走自己的路，形成正確理論并指導實踐的結果。今天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必須堅持求真務實，自主創(chuàng)新，發(fā)揚黨的朝氣蓬勃的戰(zhàn)斗精神，提高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前進中的困難和發(fā)展中的難題，這樣才能真正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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