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警衛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們肩負保衛領導人的重要使命，除了要有精明的頭腦和過硬的本領，還要隨時做好準備付出自己的生命。《共和國警衛紀實》一書(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作者孫國)擷取了共和國保衛戰線發生的重大事件，如開國大典時的內衛工作、黑水剿匪、押解萬名犯人大轉移、保衛APEC會議等，真實記錄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背后鮮為人知的警衛工作。本版內容摘自該書。

　　千里護衛毛澤東訪蘇

　　一、前車之鑒，不可不引以為戒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誕辰，毛主席決定率代表團前往祝壽，并就兩黨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商討和簽訂有關條約、協定等。

　　毛主席臨行前，斯大林又電告：“保衛工作要做好，千萬不要大意。”

　　保衛毛主席出訪安全，成了當時重中之重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打電話，找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副部長楊奇清。這些天為了安排毛主席出訪，羅瑞卿和楊奇清忙著部署和安排主席專列的保衛方案，已經好幾天沒有睡覺了。保衛毛主席訪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動，保衛毛主席的安全關系著國家的安危和穩定。對毛主席訪蘇可能出現的情況，他們已經制定了完善的措施，但仍然不敢大意。按計劃毛主席一行出訪所經過的地區，大多為新解放區，土改鎮反工作尚未進行，鐵路雖然全部接收過來了，但內部人員有待清理，我黨對專列保衛尚缺乏經驗，鐵路保衛工作也尚在建設中。而且，沿途有眾多的國民黨武裝特務出沒活動，加上可能出現的里應外合，危險性絕不可低估。

　　周恩來對他倆說：“主席馬上就要動身了，公安部隊要全力以赴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

　　在這之前，為了毛主席出訪的安全，公安部隊已經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組織公安部隊對沿途匪患進行了清剿，特別是東三省境內，清剿工作已經搞了幾個回合。

　　周恩來說：“對毛主席的安全保衛我們一定要做到一絲不茍，不能有絲毫大意，我們面對的是窮兇極惡的敵人，各種困難都要估計到，帝國主義曾以暗殺共產黨領袖來破壞世界革命運動，意大利共產黨書記陶里亞蒂、日本共產黨書記德田球一曾先后遇刺。”談了一會兒，周恩來說：“敵特已經將主席訪問蘇聯的情況報告了臺灣保密局，中央擔心敵對勢力利用我們的出訪搞突然襲擊。因此，為了保證這次出訪的安全，中央軍委已經命令在主席出訪期間，全軍進入一級戰備。”

　　羅瑞卿問周恩來：“主席出訪的日子定了沒有？”

　　周恩來說：“現在還沒有最后定，一旦定下來，我會立刻通知你們。不過，這次重大行動屬最高機密，無關人員一個也不要告訴，一定要嚴格保密。”

　　周恩來沉思了片刻又說：“沒有特殊情況，你們兩位要將主席送到滿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況，及時向我報告。正常情況，每4個小時報告一次，特殊情況隨時報告。”

　　羅瑞卿說：“我們已經對沿線鐵路警衛的部隊進行了嚴格審查、調整和清理，參加警衛的公安部隊都是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同時要求各級黨團，不允許留一個可疑分子；沿線各值班干部都經過黨委的逐個審查，政治上絕對可靠；同時要求各級黨委的負責干部深入基層，堅守崗位，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

　　周恩來聽后說：“這一點很重要，要發動群眾，不要搞孤立主義。”

　　羅瑞卿說：“專列我們已經全面進行了檢修，并派部隊工兵用雷達探測有無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實行封閉，派部隊24小時警衛，凡上車人員必須持有特別通行證。”

　　周恩來說：“一點兒都馬虎不得，就這樣辦。”最后對他們二人說：“第一，要嚴格保密。鐵道部和公安部都要為專列設代號，公安部的代號為李德勝，鐵道部為專列規定為9002。第二，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黨政負責干部，一般不進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別召見。從北京出發，中央領導同志也不進站送行。保衛工作由你們公安部統一指揮，鐵路內部一律由鐵道部公安局全權負責并隨時向公安部請示報告。各項準備工作要趕快就緒，專列盡快進入待命狀態，保證命令一下，10分鐘內即可開進車站。”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場大雪裝扮得銀裝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銀灰色中山裝，頭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臺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員話別。上午8時，毛主席坐著新中國第一列代號為9002的專列駛出西直門火車站。列車吐著團團的白煙，在凜冽的朔風中風馳電掣般往北駛去。車頭上懸掛著金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在陽光下閃耀著奪目的光輝。

　　為確保毛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隊司令員羅瑞卿親自隨車警衛毛主席。接到護送毛主席訪問任務后，羅瑞卿既緊張又感到光榮。黨中央將護送的任務交給公安部隊，是對這支部隊的充分信任。這支部隊雖然成立的時間不長，但以對黨和領袖的忠誠，以高度的責任心，謹慎細致地護衛了黨中央、毛主席進駐北京，參加了警衛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為了保證這次出訪的絕對安全，主席沿途經過的地方已經全部實行戒嚴。公安中央縱隊派出了一部分部隊，在北京至天津鐵路沿線布置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和縱隊司令員吳烈一起坐壓道車，護送毛主席專列到天津。

　　吳烈從土地革命時期就在保衛戰線上工作過，曾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前委和國家保衛局保衛大隊的大隊長，在延安時期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兼政委，并兼任延安衛戍區司令員，對保衛工作很有一套。但這一次他仍然絲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氣很冷，為了看清鐵路路面，吳烈叫司機打開了車窗，凜冽的寒風凍得臉生疼，他認真細致地觀看著鐵路的路況，不放過任何可疑物。前車之鑒，不可不引以為戒。1926年，日本關東軍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決定用武力對付奉系軍閥張作霖，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軍隊是頭目和嘍羅的關系，只要干掉頭目，其嘍羅便會四散。”于是擬定在張作霖從北京回沈陽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張作霖所乘火車是蔚藍色的鋼鐵車，車身堅固，便在鐵路上連續安裝了三個炸藥包。因為這個顏色的車輛晚上很難辨認出來，他們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裝了探照燈。6月4日凌晨，張作霖所乘的火車來到時，他們用電鈕引爆炸藥，當場炸毀了列車，張作霖不治身亡。這個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應該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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