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羊樓洞”為起點的萬里茶道，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唐宋時期至明朝末年，是萬里茶道發展的第一階段，稱為茶馬(互市)古道，主要運銷的是散茶和餅茶。

         晉代著名道學理論家、醫學家葛玄、葛洪都曾在蒲圻修行多年，葛洪寫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樸子》，葛洪在丫髻山建有百草園，廣植藥材，今百草園遺址尚存，稱為“藥園”。

         南朝時期蒲圻為劉宋政治經濟軍事重鎮，茶葉已在寺廟、宮觀普遍種植，并成為僧侶向民眾作醫藥布施的主要物資。

         唐代名馬茶葉互市，茶葉種植遍及羊樓洞茶產區，被朝廷辟為“茶戶”、“園戶”等專門種茶的農戶與生產茶葉的基本單位，猶如今天的茶葉專業戶，它是唐代茶葉經濟開始興盛的體現。

         宋景德年間(1004-1007)，據河北《萬全縣志》記載:“早在宋景德年間， 官府就以兩湖茶葉與蒙古進行茶馬交易。官府曾將兩湖餅茶銷往西域各族，并與蒙古人進行茶馬交易，兩湖地區茶葉貿易興盛。以“羊樓洞”為起點的萬里茶道，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元代晚期蒲圻羊樓洞雷、劉、賀，陳、邱、饒六大家族以茶園興辦茶莊，并設有專門加工茶葉的作坊。

         明中期羊樓洞出現較具規模的制茶業， 形成了東起汀泗橋、西至羊樓司的驛道一線，以茶庵嶺為中心的種茶制茶業核心區域帶。

         明永樂年間(1403-1424) 羊樓洞開始制作以竹簡和竹篾輔助加工的圓柱形緊壓茶“帽盒茶”，并出現專業運輸的“掮客”。

         明萬歷年間(1573-1620) 羊樓洞古鎮形成，地方商品經濟起步。此時“絲綢之路”幾乎演變成了“磚茶之路”，商路沿線的商人源源不斷地將羊樓洞的磚茶輸往西域各國。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至太平天國運動，是萬里茶道發展的第二階段，稱為中俄茶葉之路，主要運銷的是餅茶、帽盒茶和磚茶。

         清康熙年間(1662-1722) 羊樓洞茶產區以芙蓉山(今羊樓洞古鎮所在地的核心區域)出產的優質茶聞名一時，西域、漢蒙茶商貿易活躍;羊樓洞古鎮三街一巷，茶莊48家，茶鋪茶莊200余間，集鎮熱鬧非凡。

         清 · 雍正年間(1723-1736)自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這條茶葉之路變得更加繁榮，羊樓洞古鎮也邁入了鼎盛時期。據《鴉片戰爭前中國茶葉對外貿易大事記》記載: 1727年(清雍正五年)，沙俄女皇派遣使臣來華，申請通商，訂立《恰克圖條約》，中俄茶葉陸路貿易從此確立。晉商在恰克圖中方一側迅即建立了一個“買賣城”(貿易集市)，把運抵的茶葉全部集中于此，俄商也攜貨匯集到這里易茶。這樣，怡克圖就成了輸俄茶葉的最大集散地。

         清 · 乾隆年間(1736-1796)，晉商在羊樓洞和羊樓司開設茶莊，最早的是“大盛魁”開設的“三玉川”“巨盛川”兩個茶號，年產帽盒茶80萬公斤。

         清 · 道光年間(1821-1851) ， 朝廷在蒲圻進行茶工商試點，茶葉種植、制作、銷售一條龍。羊樓洞集聚山西、陜西、廣東、安徽、湖南、本地各大茶商。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英國商人得以在中國直接采購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從此，羊樓洞大小茶莊也開始涉足紅茶生產，年產紅茶可達250多萬斤，產品直接由英商運銷至歐洲。此后英、俄、日等國商人陸續進入貨源地羊樓洞直接采購。

         太平天國運動至新中國成立前，是萬里茶道發展的第三階段。

         清 · 咸豐年間(1851-1862)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福建武夷山茶路中斷，以茶葉商貿起家的晉商常氏家族率晉商進一步將經營重心轉移到了兩湖茶區一帶，拓展茶園，擴大茶號規模，他們抵達羊樓洞后也加入制作磚茶隊伍。因南方茶路中斷，國內茶商有晉粵、湘、徽、贛、鄂等六大商幫亦紛至沓來，多集中于羊樓洞制茶或貿易茶葉。1861年之后，還英、俄、法、德、日等國商人競相在羊樓洞辦廠制茶，這片面積不足0.7平方公里的土地，匯集多國巨商大賈，其時有茶莊達200余家，形成一個人口逾四萬的大茶市，譽稱“小漢口”。此時羊樓洞的制茶業已相當發達，從這里生產外銷出去的“洞茶”出口額達到了當時對俄商品出口總額的40%之多，其產品主要產銷青磚茶、米磚茶居多，年產量突破1300萬公斤，年出口價值白銀一千五百多萬兩。此期間晉商經營的羊樓洞茶莊均以制銷磚茶為主，“川” 字標記的磚茶在西北暢銷。

         1855年，清政府在羊樓洞設立厘金局，并在島口、蒲圻、崇陽、通口、柏敦等周邊產茶縣鎮設立分局，抽收茶稅。除了厘金專局，清政府還在羊樓洞設立了由省直管的郵政局、警察所和高等學堂。側面反映了羊樓洞作為明清時期邊銷、外貿茶產銷基地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