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人命值多少錢，60萬、130萬、200萬？概念中，如果是因為出了事，丟了命，多給多少錢人們也覺得不值，特別是對于富豪們，“生命是無價的”。但是，富豪們超生罰款，“賠”了這幾個錢，多添了口人，這個價就太劃算了。

　　安徽給一位老板開出的超生罰單，數額是60萬元，湖南給一個生5胎的礦長開出的罰單，130萬；經濟學家還討論了一個比例，收入高低各不同，按此計算，如果富人資產為2億元，那么超生一個將繳罰200萬元。這錢有的地方叫罰款，有的地方叫社會撫養費，名稱不一，意思一樣:生孩子有價。富人們樂不樂？準樂。交“罰款”時，一準是興高采烈，屁顛屁顛的。

　　人說買的不如賣的精，富人們是做買賣的，算賬比政府精:錢是賺出來的；孩子是生出來的，錢是賺不完了，孩子是生完了就完了；罰不過如此，豈能少后乎？于是一些富人之后多得繞膝，銀子依然多得繞腰。

　　不說罰款有用沒用，單看用錢來處罰超生就是一種社會另類不公。窮人，譬如農民，也有多生的，但他們沒錢，罰而無果:社會也沒得到什么“撫養費”，窮人還是窮光蛋；國家公職人員，本分守法，其實也是制度所轄，只敢想而未敢行。這樣一來，無論是社會財富，還是家庭人口，都出現“兩極分化”，富人們是好處占盡，甘蔗兩頭甜，怎么他都是“良性循環”。

　　其實，富人們超生，不僅應當承擔短期、有形的經濟責任，還應當承擔屬于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資源(包括占用他人的教育、衛生、服務等)長期、無形消耗的責任，這不是一次性罰幾十萬、幾百萬就能解決的事兒。

　　富人缺失公德、行政處罰不當還將產生巨大的社會心理陰影。

　　所以有時我就想，罰什么罰，不如一次到位，這樣的富人就讓他一步落個窮人到底得了。（作者：白宙偉）